膠東抗戰(zhàn)第一槍在文登打響
5月25日，《威海日報》用整版規(guī)模報道了文登 天福山抗日武裝起義的故事。讓我們跟隨記者的腳步，一起走進天福山。
實地探訪
天福山海拔僅106米，山上的紀念塔高僅12.24米。天福山山不高，但卻聲名遠揚，而讓天福山聲名遠播的是中共膠東特委在此領導發(fā)動的抗日武裝起義。這次起義，讓人們記住了天福山這個名字，記住了1937年12月24日這個偉大的日子。
天福山革命遺址現(xiàn)有天福山起義紀念館、天福山起義紀念塔、起義會址、中共膠東特委臨時會址、豎旗地址等（紀念設施、遺址），先后被確定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國家級抗戰(zhàn)紀念設施、遺址，全國關心下一代黨史國史教育基地。
蒼松翠柏映襯下，天福山起義紀念館顯得格外莊嚴宏偉；館旁有一條林間小路向山頂延伸，層層疊疊的綠意遮不住路邊的天福山起義紀念塔、肅穆的起義會址……步入天福山革命遺址，今日的鳥語花香難掩歷史的烽煙滾滾、旌旗獵獵。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在華北淪陷、山東危急的關鍵時刻，國民黨軍棄守潰逃，中共山東省委毅然擔負起領導山東人民抗戰(zhàn)的重任，派遣理琪、張加洛、林一山等一批共產黨人到膠東發(fā)動抗日武裝起義，出獄后的理琪直奔他熟悉的文登縣溝于家村。
天福山位于文登、榮成、威海衛(wèi)交界處，這里有發(fā)動抗日武裝起義的群眾基礎和地理條件。膠東黨組織初創(chuàng)時期就在這一帶開展革命活動，天福山下的溝于家村一度成為中共膠東特委和文登縣委的駐地。這一帶村莊在黨內被譽為“小蘇區(qū)”。
理琪，原名游建鐸，河南太康人。1936年理琪到膠東后，主持成立了中共膠東臨時特委和臨時工委，但都遭到了破壞，理琪也因此被捕入獄。
深夜的溝于家村萬籟俱寂，村子最北邊的一座百年老屋里燈光閃爍，像星星之火。屋內一群人正在研究武裝抗日行動，此時，外面?zhèn)鱽碛泄?jié)奏的敲窗聲。房屋主人張修己一聽，知道是自己人來了，馬上打開后窗，沒想到進來的是被捕將近一年的理琪。理琪馬上參加會議。
會議決定，在中共膠東臨時工委的基礎上重建中共膠東特委，理琪任書記、呂志恒任副書記，林一山、張修己、柳運光等任委員。理琪傳達了中共山東省委關于分區(qū)發(fā)動抗日武裝起義的決定和在膠東組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的指示。
此前，中共膠東臨時工委書記呂志恒領導膠東黨組織積極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和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為武裝起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了這樣的基礎，會議決定1937年12月24日在溝于家村南不到2公里的天福山舉行抗日武裝起義，成立“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會后，特委成員一方面組織趕寫傳單、標語，趕制旗幟，另一方面分赴膠東各地組織發(fā)動群眾，擇機起義。
天福山起義紀念塔東側的百年老屋是中共膠東特委臨時會議會址，即天福山起義的指揮部。1937年12月24日，天還沒亮，理琪他們就登上了天福山，進入玉皇廟看廟人的住處，開會研究天亮后的具體行動。
正房的泥塑還原了當時開會的情景。開會時，看廟人正好喜得貴子，理琪應邀為孩子起名“新民”，寓意革命一定會勝利，孩子一定會成為新社會的公民。
24日太陽升起的時候，天福山玉皇廟前聚集了參加起義的80多人。這些人主要是于得水領導的昆崳山紅軍、張修己發(fā)動的農民、于烺發(fā)動的愛國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以及李丙令等發(fā)動的煙臺“民先”隊員。
理琪宣讀《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傳達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東省委關于抗日武裝起義的指示后，鄭重宣布：“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正式成立！”隨后，林一山、柳運光分別就武裝工作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發(fā)表了演講。接著，理琪把軍旗授給第一大隊大隊長于得水、政委宋澄。于得水向空中連鳴三槍。三聲槍響，震蕩山谷，激蕩風云。天福山抗日武裝起義拉開了膠東抗戰(zhàn)的序幕，也開啟了紅色膠東時代。
伴著“團結起來，武裝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聲，起義隊伍繞行玉皇廟后，在東面山頂豎起“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軍旗。
24日下午，起義隊伍召開了軍政會議，理琪講解了游擊戰(zhàn)術16字訣；明確了戰(zhàn)場紀律：活不扔槍，死不扔尸；還強調了日常紀律。軍政會議后又召開了小型政工會議，理琪分析了軍隊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強調黨員要起模范帶頭作用。
多年后，百歲將軍張玉華對會議精神仍記憶猶新，其中包括共產黨要做到“兩前兩后”，即：沖鋒在前，撤退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25日起，按照特委部署，于得水、宋澄帶領“第三軍”一大隊以武裝宣傳隊的名義進行“擴人、擴槍、擴大宣傳”行動，從溝于家村出發(fā)西行，沿途每到一村就寫標語、發(fā)傳單，召開群眾大會，擴大了黨在膠東各地的影響。
天福山起義像一把火炬，迅速點燃了膠東抗日的烽火。1938年1月15日，膠東特委領導發(fā)動了威海起義。1月19日，膠東軍政委員會和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司令部在文登縣大水泊成立。此時，“第三軍”已擁有300多人、200多條槍。
1938年2月7日，“第三軍”留下一部分人在大水泊建立留守處堅持斗爭，其余大部隊西上開赴抗戰(zhàn)最前線。2月13日，理琪率隊攻克牟平城。隨后，在雷神廟與日軍展開血戰(zhàn)，在膠東打破了日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膠東人民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心和決心。不幸的是，理琪在戰(zhàn)斗中獻出30歲生命。
雷神廟戰(zhàn)斗后，經過短期休整，“第三軍”繼續(xù)西上。途中，膠東各地抗日武裝起義隊伍紛紛歸攏到“第三軍”旗幟下，后又與中共掖縣縣委獨立領導的掖縣起義組建的“膠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合編。
1938年9月18日，“第三軍”在掖縣沙河鎮(zhèn)編為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五支隊，正式納入八路軍戰(zhàn)斗序列。這支英雄的武裝在戰(zhàn)斗中不斷壯大，發(fā)展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第27、31、32、41四個軍，涌現(xiàn)出“濰縣團”“濟南第一團”“濟南第二團”“塔山英雄團”“白臺山英雄團”“塔山守備英雄團”等著名英雄團體，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出巨大貢獻。 （威海日報記者 于淑儀）
親歷故事
張玉華大兒子張文舟——
“父親過得很樸素，對孩子很嚴格”
小時候，父親一直在外工作，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我13歲那年，那是1951年，父親回來看了我們一次。那時候我對父親很陌生，只記得父親不茍言笑，很嚴肅。那次見面之后，匆匆一別又是很多年。
1962年我結婚后，帶著妻子去東北看望在沈陽軍區(qū)工作的父親。我記得在父親家里吃早飯，每個包子里只有不大的兩粒肉，是數(shù)著放進去的?？纯吹艿苊妹脗兇┑囊路己芷?，打了不少補丁。雖然黨和國家給他派了車，但他從來不讓孩子們乘坐。
父親對我們這些孩子要求都很嚴格，一直教育我們，做人要自立自強、謙虛謹慎。以前我的名字叫張文洲，父親說，這個大洋洲的洲太大了，你就做一只小舟就很好。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張文舟。
我和父親真正接觸得多、父子之間變得親密，還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那時候父親上了年紀，思鄉(xiāng)心切，每年都要回文登一趟。他回來不住賓館，也不打擾政府，都是悄悄來我家住。上世紀90年代，大家的生活都比以前好多了，但父親每年回來穿的還是那條補了又補的舊褲子。自己穿的很破，但他對別人很大方，經常幫助有困難的人。1995年，他拿出3萬元，在文登營鎮(zhèn)張皮村小學設立了“華華教育基金會”，支持家鄉(xiāng)教育事業(yè)。
他每次回來，還要去他年輕時候教書的村子看看，給孩子們講述革命故事。以前聽他說參加革命的事，只知道個大概，那時候陪著他講課，我在一邊聽，才知道父親當年參加戰(zhàn)爭的很多細節(jié)，不知經歷了多少次死里逃生，很不容易。他身體里一直有一顆子彈，直到他去世后火化，這顆子彈才離開他的身體。（威海日報記者 賈文娟 整理）
記者手記
把“天福山精神”融入血脈中
在豎旗地址，一面“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的軍旗迎風飄揚，為了這面旗幟的升起，當?shù)厝嗣癫幌Т鷥r。張修己賣掉家里的一些土地換來糧食，他還把自己的家當成革命的“驛站”，結交革命志士、建立革命組織；于烺也變賣了家產，為磨軍糧，他家累壞了兩頭毛驢……為了革命，他們盡其所能，傾其所有。
前輩們出生在苦難的舊社會，卻向來英勇無畏、一心為國。這是一種甘于犧牲、勇于奉獻的家國情懷，是堅信革命一定能夠勝利的崇高信仰，是面對日寇蹂躪用血性抗爭鑄成的“天福山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后人永遠銘記、代代相傳的革命基因、初心使命。
歷史中蘊藏著開啟未來的思想和精神。那段浴血榮光的歲月早已如春風般吹過膠東大地，吹入膠東兒女的心田。作為“天福山精神”的發(fā)祥地，威海兒女更應自覺傳承革命先輩百折不撓、愈挫愈勇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血脈基因，為做好本職工作提供動力和支持，奮力開創(chuàng)“精致城市·幸福威?！苯ㄔO新局面。 （威海日報記者 于淑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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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威海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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