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世界中的“教堂”與基督世界中的“寶塔”

明清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溝通中國與世界貿(mào)易的重要航線,同時也是中國與歐洲文明得以相互溝通的媒介。晚明時期,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在華傳教,標志著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開始在華傳播,從此中國出現(xiàn)了“教堂”。隨后,歐洲的園林中也出現(xiàn)了中國的“寶塔”,甚至彌勒佛成為家庭擺設(shè) …… 這種異國文化符號的交流互動,都以海上絲綢之路開展的貿(mào)易活動為基礎(chǔ)。

溫州博物館副館長伍顯軍先生在《論溫州在“海上絲綢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文中指出,“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于“陸上絲綢之路”而言的抽象空間概念,實際上并不單指某條海上路線,而是對所有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mào)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統(tǒng)稱。晚明“隆慶開關(guān)”以后,民間私人的海外貿(mào)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 不僅增加了中國的對外貿(mào)易量,也使中國與異域文化頻繁交流成為可能。同時期,新航路的開辟使歐洲人主動地加入與中國的貿(mào)易與文化交流之中,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先后建立。歐、亞兩大陸之間的交往與日俱增,彼此隔絕的狀態(tài)逐漸被打破,世界開始形成一個整體。在這個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寶塔和教堂分別作為中國和歐洲的標志建筑,是各自文明特征的縮影。中歐兩地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了來自異域的“教堂”和“寶塔”,這種文化符號的錯位交融是因海上絲綢之路的連接而產(chǎn)生,是中歐貿(mào)易的歷史成果。

傳教士與“中國熱”

新航路的開辟給歐洲人創(chuàng)造了了解中國的絕好條件,也激發(fā)了天主教會向遠東傳播福音的熱情。早在馬可 ? 波羅的游記中,就有對中國的詳細描述,并由此引發(fā)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強烈好奇。但是讓歐洲人看到真實中國的文字表述,源自傳教士們的書信著錄。

馮國榮和侯德彤的《中學西漸的歷史線索及相關(guān)研究課題》中說道 :“傳教士東來的本意是傳播宗教,但許多傳教士來到東土后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的昌明成熟 , 自覺不自覺地擔任了中學西漸的橋梁?!泵髑鍟r期,來華的傳教士們多隸屬天主教會的各系修會,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由圣依那爵 ? 羅耀拉于 1534 年創(chuàng)立的耶穌會。在華期間,他們不僅傳播著來自歐洲的宗教信念、文化、藝術(shù)、科學等令中國人耳目一新的新鮮事物,也將他們在華的所見所聞著成書錄寄回歐洲,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風情的重要渠道。

18 世紀,源源不斷銷往歐洲的中國物品再加上傳教士們的在華文字描述,給歐洲人現(xiàn)實和虛幻的世界中渲染出一個神秘、富裕、和諧的世外桃源,最終使得歐洲興起了“中國熱”,其表現(xiàn)就是歐洲人對中國物品的狂熱迷戀、對中國風格的執(zhí)著追求,因此“中國風格”(chinoiserie)風靡歐洲,皇室貴族以擁有中國瓷器為榮,庭院中出現(xiàn)了中國風格的亭臺樓閣,甚至還有寶塔。

傳教士東來的本意是擴大本國教會的影響力,而結(jié)果卻與他們的初衷大有區(qū)別——天主教和西學沒有順利地在中國廣泛傳播,反倒是他們的對華傳教過程,加快了中國文明在歐洲廣泛流傳,使歐洲人狂熱地追逐起“中國風格”。同樣,渴望把寶塔蓋到歐洲去的想法,也是出于歐洲人自己的意愿。

建立異鄉(xiāng)的“教堂”和“寶塔”

教堂和寶塔既是歐洲與中國各自的典型宗教建筑,也是兩地的文化符號,自利瑪竇開創(chuàng)了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先例之后,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中出現(xiàn)了一位新的神——上帝,此后歐洲風格的教堂建筑開始在中國建立。

天主教在華傳播,帶來的不僅有關(guān)于救贖的宗教信念,伴隨其中的歐洲文化與藝術(shù)風格也隨同進入中國,所以這些教堂建筑往往帶有強烈的歐洲風格:

澳門大三巴牌坊是始建于 1637年的圣保祿教堂的遺跡?!叭汀笔?/p>

“圣保祿”的粵語音譯。晚明時期,由于官方施行海禁,來華的傳教士不能直接進入中國,而葡萄牙人擁有在澳門的居住權(quán),所以澳門就成為懷有“中國夢”的傳教士們的第一站。1835年的一場大火使教堂僅存今日所見的正門大墻,這座大理石建筑具有歐洲巴洛克的藝術(shù)風格,墻體的雕塑體現(xiàn)出與《圣經(jīng)》相關(guān)的內(nèi)容。盡管大三巴牌坊的裝飾元素中出現(xiàn)了漢字以及石獅,但它整體上是一個歐式風格的建筑。

隨著傳教活動的深入,傳教士們的活動范圍也就不再局限于澳門,開始向內(nèi)陸發(fā)展,甚至到了皇城北京,例如始建于 1693 年北京的西什庫天主教堂,就是傳教范圍不斷擴大的結(jié)果。它是典型的哥特建筑——這種起源于法國 13世紀的建筑風格被完整地移植到東方

傳播教義固然是傳教士們的首要工作,但也不僅僅局限于此,西方的科學、歷法、醫(yī)學等西方文明也通過傳教士們被帶進了中國,傳教士還曾承擔起皇家園林的設(shè)計和施工。圓明園的西洋樓建筑群就是在郎世寧、蔣友仁等耶穌會傳教士的共同參與下完成的。

傳教士們在華的福音傳播并非為歐洲文明傳遞至中國的單向運動,歐洲人也正是通過他們了解到更加生動、真實的中國,甚至中國佛教寺廟中的寶塔被歐洲人模仿進了他們的園林中,這要歸功于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jié)紐浩夫(Johan Nieuhoff)。他在《中國出使記》中所詳盡描繪的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使寶塔成為中國建筑的典型式樣。

大報恩寺位于南京市秦淮區(qū)華門街道雨花路東側(cè)。此區(qū)域東吳時建有阿育王寺,又名長干寺,宋為天禧寺,元改為慈恩旌忠寺,元末毀于戰(zhàn)火。明成祖朱棣修大報恩寺,寺內(nèi)天王殿、大雄寶殿、佛殿、觀音殿、祖師堂、法堂等。在大雄寶殿后的大報恩寺塔,被當時西方人視為代表中國的標志性建筑。塔高 110 米,九層八面,每層的覆瓦和拱門都用五色琉璃砌成,拱門上塑有飛天、飛羊、獅子和象等五色琉璃構(gòu)件。清咸豐六年(1856),寺、塔毀于兵燹。今地面存香水河橋、北寶塔根井、永樂二十二年(1424)立大報恩寺碑龜趺、宣德三年(1428)立的大報恩寺碑和三藏殿等。2008 年開始,考古工作者從大報恩寺遺址宋代長干寺地宮清理出土了一枚“佛頂真骨”、“感應舍利”、“諸圣舍利”以及“七寶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佛教文物,入選“2010 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2013 年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5 年底大報恩寺遺址公園建成開放。

1761 年,英國人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通過瑞典東印度公司到達廣州,期間收集了大量與中國建筑、園林有關(guān)的資料,并于 1761 年在倫敦的邱園(Kew Garden)建造了一座十層寶塔,成為歐洲的第一座中國塔,其正是以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為摹本仿造。

以南京大報恩寺塔為摹本進行仿造,以表達對中國元素的渴求,并非英國邱園的孤例,邱園只是這個仿造熱潮中,仿造得最到位的。

“南京塔”的縮影在歐洲其他國家的宮殿或公園中也能找到,盡管它們看起來并不是那么相似。例如,由瑞典國王阿爾道夫 ? 福雷德里克于 1753 年下令秘密建造的中國宮,它的外形和寶塔實在難以相提并論,但瑞典的史料卻稱中國宮的建筑靈感源于南京的寶塔。

德國慕尼黑,也有一座類似寶塔的建筑,與“南京塔”相比,它不僅層數(shù)上縮減很多,造型也變化很大,而這類的形變中滲透著當時歐洲人對神秘東方文明的無比向往。

波茨坦無憂宮內(nèi),擁有一個具有“中國風格”的“中國樓”,這是從未離開過歐洲的腓特烈二世憑借自己對中國符號的想象和向往,憑空臆造出來的,除了勉強與蒙古包相似之外,它并不是那么的具有“中國趣味”。尤其是大帝為了營造更加濃郁的東方情調(diào),在建筑的門柱下安置的鍍金“中國人”塑像,他們看起來完全是戴著草帽的歐洲人而已。

除了寶塔以外,佛教中的彌勒佛也在歐洲人的生活中出現(xiàn),在法國畫家弗朗索瓦 ? 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作品《早餐》中,來自中國的彌勒佛憨態(tài)可掬地端坐在靠墻的架子上。

盡管帶有中國佛教色彩的寶塔和彌勒佛能在篤信一神論的歐洲基督教世界傳播開來,但它們并不意味著歐洲人皈依了佛教,事實上他們完全不知道佛教的存在,其原因離不開傳教士的刻意為之。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張國剛教授在《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中認為 :“耶穌會士在他們的作品中也都繁簡不一地提到中國的道教和佛教,但口氣都是輕蔑不屑的,認為它們根本不能成為真正的宗教?!彼麄冃枰氖菑娬{(diào)中國人具有純潔的天性以及接受基督純正信仰的根基,以此證明耶穌會具有實行適應性傳教的依據(jù)。

張國剛教授還寫到 :“如果太突出佛教和在佛教下沉淪的道教,當代儒教對中國人的影響,那么耶穌會士所樹立的中國人的純潔天性就難以成立,進而其傳教策略也失去基石。所以,對佛教與道教輕描淡寫也是有意為之,意在讓歐洲的讀者們不要太注意它們,忽略它們在中國社會的力量。其實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的長篇大論根本沒有說明佛教的教義,還不及曾德昭 (Alvaro Semedo)說的清楚。佛教教派是和尚們領(lǐng)導的傳播迷信、招搖撞騙、混淆視聽的宣揚偶像崇拜的危險團體,雖然蒙蔽了許多無知者,但中國的有識之士并不承認它。而這也正是李明和大多耶穌會士所希望讀者產(chǎn)生的印象,他們不需要歐洲讀者對佛教有太多興趣,或者他們自身也并非都清楚佛教是什么。”正是這個原因,歐洲人并未完全明白寶塔和佛教之間的真正關(guān)系——歐洲的寶塔往往在公園、庭院或噴泉中出現(xiàn),都不是凝聚信仰的宗教場所。在“中國熱”流行的 18 世紀,中國的寶塔可以作為歐洲庭院中最為靚麗的裝點。清華大學建筑系陳志華教授《中國造園藝術(shù)在歐洲的影響》一文中說到 :“高聳的塔點染風光的能力很強,何況,塔的異國情調(diào)最濃,同現(xiàn)實生活相去最遠,最能投合浪漫主義思潮?!标愔救A教授還提到 :“寶塔和教堂分別代表中國和歐洲的文明符號,它們最終在另一個國度出現(xiàn)。這兩種文明能夠得以順利傳播,它既是明清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原因,也是在其形成作用之下的結(jié)果。”從外在形式來看,中國和歐洲各自吸取了對方文明的元素,并在各自的土地上生長,但是由于各國思維方式的不同,對彼岸文明的認知能力和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別。

(作者:戈暢,南京博物院館員,本篇文章刊載于大眾考古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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