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大福先寺——一座被忘卻的曾經(jīng)輝煌的寺院

洛陽有一座歷史上非常有名而現(xiàn)在卻不太為人所知的密宗寺廟,它的名字叫大福先寺。

大福先寺位于洛陽東郊的唐寺門("門"內(nèi)+"外")村,310國道與隴海線以南,從國道去寺院必須鉆過隴海線下面的一個涵洞,沿村道再前行約500米即可到達。

與一般寺廟迥然不同,大福先寺的山門坐南朝北,這在中國寺廟建筑中極為罕見。寺廟最早建于唐代,明朝曾被洛河洪水沖毀。洪水過后,鄉(xiāng)民將寺中殘存之物北移至此,予以重建。民國初期,吳佩孚曾對寺廟進行過修繕,但1937年又被國民黨169師砸毀。現(xiàn)有建筑大都建于1993年,是由當?shù)氐纳颇行排栀Y修建的。

至于寺門朝北,這并非密宗的特殊要求,而是源于一個神話傳說。據(jù)說寺廟原來臨河而建,得罪了龍王,令其大動肝火,興起洪水將寺廟沖垮。為避免與龍王發(fā)生沖突,佛祖愿意主動將寺廟北移數(shù)里,且把山門朝向改為北方,背對龍王,永不見面,以體現(xiàn)佛教"萬事忍為貴"的思想。(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大福先寺位于村道南側(cè),門前有一塊兒裸露著泥土的數(shù)十平米的空地,空地上一堆亂石背后有一塊"唐寺門遺址"的石碑,告訴人們這里是洛陽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山門比較古樸,青磚堆砌,漢瓦做頂,門楣上的"大福先寺"四個大字,是已故白馬寺方丈釋海法大和尚的手跡,其書寫風格,與洛陽市佛教協(xié)會原秘書長李壽仁神似。朝北的中門緊閉,兩側(cè)的耳門以窗戶代替,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大福先寺在現(xiàn)代的簡陋與尷尬。

中門兩側(cè),站著兩大金剛,手執(zhí)金剛杵(chǔ),守護著佛剎(chà)。所謂金剛,又稱夜叉,通俗地講就是佛的警衛(wèi)。佛的四周有500金剛,分立山門兩側(cè)的只是其中的兩位杰出代表,所以又被稱為"二王"。

二王面目猙獰,上身裸露,兩腳張開,似乎已經(jīng)做好了充分的戰(zhàn)前準備,可以隨時投入保護佛法的戰(zhàn)斗。正面左像怒顏張口,似乎在喊"哈",右像睜視閉唇,仿佛在說"哼",所以老百姓常把他們當成《封神演義》中的哼哈二將,這實際上是民間的附會虛構(gòu),佛經(jīng)中根本沒有哼哈二將之說。

從山門西側(cè)的小門進入寺內(nèi),東西兩側(cè)是鐘鼓樓,雖然山門面北,但依然是鐘樓在東,鼓樓在西,?。╧è)守了晨鐘暮鼓的慣例。這里的鐘樓又叫帝釋天殿,鼓樓又名后土殿。

第一個殿宇是山門殿。朝南的后門門楣上懸掛著一幅匾額,上書"福先禪林"四個大字,這是日本高野山臨濟宗的著名僧人、高野山大學教授靜慈圓所書。日本人稱大福先寺為禪林,這表明該寺院在日本臨濟宗中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盛唐時期,大福先寺是中日兩國佛教界交流的重要場所。不少留學僧隨遣唐使來唐拜師求法,而唐朝寺院的三藏大德,都把戒律當成入道的正門,如果沒有受戒,就會因為尚未取得僧人資格而為眾僧所不齒。但日本根本沒有傳戒之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公元733年,榮睿和普照兩位日本僧人肩負邀請名僧大師赴日傳戒之重任,來到了大唐,他們自己就是在洛陽大福先寺受戒,取得了入僧資格。原本準備邀請鑒真和尚赴日,但因種種原因一時未能成行,所以決定邀請大福先寺道璇大師先行赴日。據(jù)說道璇大師先于鑒真6年東渡扶桑,將禪、律和華嚴傳至日本。因此,在中日友好時期,日本每年都有眾多香客來此朝拜。

山門殿內(nèi)的主佛為彌勒佛,兩側(cè)站立著四大天王。與其它寺院不同的是,結(jié)跏趺坐(jié jiā fū zuò)的彌勒佛背南面北。殿內(nèi)東南與西南兩隅,分別站立著關(guān)公與韋馱。

關(guān)公造型多出現(xiàn)于民間佛寺,迎合了中國百姓"只要靈驗不問門派"的宗教觀。但寺廟中的關(guān)公的確不是道教中的神靈,而是佛教中的伽(qié)藍護法。關(guān)公進入佛門,據(jù)說是受到天臺宗創(chuàng)始人普凈大師的點化[注1]。他在佛教中被賦予神格,這是外來宗教與中國本土信仰融合的產(chǎn)物,也算是一種中國特色。

殿內(nèi)東西兩側(cè)的后墻(即南墻)上,鑲嵌著文殊與普賢二位菩薩的金色浮雕,這也是其他寺院所沒有的,不知道是不是密宗的特色?

第二座佛殿叫圓覺殿,正門外兩側(cè)列著兩通石碑,西側(cè)上書"所過者化",東側(cè)上書"所存者神"。這是吳佩孚重修大福先寺時他的參謀長張佐民所書。兩句話出自《孟子·盡心上》,"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意思是,君子所經(jīng)過的地方,老百姓受到教育,他們留下的思想,上契天道,下合地德。雖說這是儒家經(jīng)典,但就其內(nèi)容而言,鐫刻在這里,倒也十分妥貼。這兩通石碑也許是該寺為數(shù)不多的真正文物之一。

佛殿內(nèi),佛祖釋迦牟尼趺(fū)坐于蓮花寶座之上,迦葉(jiā shè)、阿難(ā nàn)兩位弟子侍立兩旁,十二圓覺(注2)沿墻分立東西兩側(cè)。

所謂"圓覺"是佛教中"覺"的三種境界(注3)之一,指"自已覺悟"和"使他人覺悟"的智慧和功行都已達到最高最圓滿境界的菩薩。隨著佛教的發(fā)展,被稱為"菩薩"者不計其數(shù)。但真正具有影響的屈指可數(shù)。民間有四大菩薩、八大菩薩、十二圓覺、二十五圓通之說。其中"十二圓覺"是密教崇拜的十二位著名菩薩,他們是"圓覺"中的杰出代表。

穿過圓覺殿便是萬佛殿了,殿門兩側(cè)分立兩只幾乎與佛殿等高的香爐。進入殿內(nèi)可以看到主佛身后和東西兩側(cè)的墻壁上布滿了1英寸大小的佛像,總數(shù)約有萬尊,這也是該殿命名的依據(jù)。觀音菩薩立于正中,龍女與善財童子侍立兩側(cè)。龍女與善財童子成為觀音菩薩的貼身弟子,也是佛教中國化的產(chǎn)物。

龍女與善財童子的外側(cè)供奉著文殊與普賢二位菩薩。一般寺廟里,文殊菩薩的造型,通常是手執(zhí)青蓮花或般若(bō rě)波羅蜜多心經(jīng),而這里的文殊則身騎雄獅,表示智慧威猛,震懾魔怨,普賢則是身騎白象,寓意愿行廣大,功德圓滿。這種造型似乎是密宗寺院的特色。

圓覺殿的佛像布局頗為讓人費解,根據(jù)佛經(jīng)解釋,文殊、普賢與釋迦牟尼合稱為"華嚴三圣",他們作為佛的左右脅侍,理應立于釋迦牟尼兩側(cè)。而這里卻以觀音菩薩為中,不知有何講究?

萬佛殿再向前就是大福先寺的最后一個佛殿——圓通寶殿了。

圓通寶殿中供奉的是觀音菩薩,兩側(cè)除善財童子和龍女之外,還對稱排列著觀音菩薩的"三十二化身"?;硎欠鸾讨械娜恚ㄗ?)之一,相對于法身和報身而言,是指菩薩在不同的時空中為教化眾生而根據(jù)需要變化出來的形象。三十二位化身雕塑個個色彩艷麗,或坐或站列于一片花海和樹叢之中。

有趣的是,在殿內(nèi)東側(cè)一角,居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非常熟悉的身影——"南無斗戰(zhàn)勝佛"孫悟空。悟空保護唐僧西天取經(jīng),修成正果,回來后,級別并未提高,與大鬧天宮前一樣,依舊是一個小神,只不過換了個單位,從仙界調(diào)到了佛界。

從寺院現(xiàn)存的建筑與雕塑來看,大福先寺確實有些簡陋和寒酸,但就是這么一座不起眼的寺院卻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與輝煌的過去。它血統(tǒng)高貴,是女皇武則天于675年為其生母做功德而敕(chì)命建造的,當時不僅是皇家寺院,而且還是國立佛經(jīng)翻譯學院、更兼具大唐國賓館之功能,來唐訪問的重要國賓或僧侶,均安排在此下榻。

寺廟最早建于教義坊,后遷至積德坊。因武則天之父武士彟(yuē)被追贈為"太原郡王",所以寺廟被命名為"太原寺"。積德坊的位置,就是后來的塔灣。塔灣之地名,即來源于太原寺之高塔,塔身高聳入云,塔影晨可達七里河,暮可至白馬寺,而洛河恰恰就在寺前拐了一個大彎,所以寺廟所在地就被稱為"塔灣"。"塔影之長"無疑是文學上夸張的說法,塔灣,不要說到七里河就是到白馬寺也有9公里之遙。塔身再高,影子也拉不了那么長。

公元691年,也就是武則天稱帝的第二年,武則天追封其父母為"無上孝明高皇帝和高皇后",如此一來,原來緣自太原郡王與王妃的"太原寺"也自然升格,更名為"大福先寺"。為此,武則天親自撰寫了"大福先寺浮圖碑"碑文,碑文全文兩千余字,文辭優(yōu)美,后收錄于《全唐文》第98卷中。據(jù)碑文記載,當時的大福先寺"地處交風,樓臺郁而煙霧深,山川曠而原野凈""桂吐連拳之影,氣蘊秋窗;蓮舒菡萏(hàn dàn)之輝,香浮夏沼"。畫圣吳道子為寺廟創(chuàng)作了"地獄變"壁畫,畫中陰曹地府最后審判的場景惟妙惟肖,詮釋因果報應的道理。漁人屠夫觀后,不敢重操舊業(yè),致使洛陽城內(nèi)魚類、肉類供應不足。而文人雅士,也常在福先寺餞別友人。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白居易在此設宴送別被謫貶[zhé biǎn ]的劉禹錫,劉禹錫感動之余,寫下了《福先寺雪中酬別樂天》的詩篇,留下了"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向吳儂"的感慨。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里還是重要的佛經(jīng)翻譯場所。許多中外僧人,在這里譯出了《寶雨經(jīng)》、《華嚴經(jīng)》、《一切莊嚴王經(jīng)》、《大毗(pí)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jīng)》等數(shù)十部佛教經(jīng)典經(jīng)文。

在這些譯者中,影響最大者當屬后來葬在龍門廣化寺印度高僧善無畏。他于724年隨駕進入洛陽,奉詔在福先寺翻譯《大毗盧遮那經(jīng)》,由于經(jīng)文數(shù)量極大,善無畏便擇其要點口述,由弟子一行記錄,譯出了數(shù)十卷經(jīng)文(名字不一一列舉)。善無畏的譯法無疑就是現(xiàn)代翻譯實踐中的"摘譯"或“編譯”。可以說,大福先寺就是唐代的"國立洛陽外國語大學"。

大福先寺在唐代佛事活動一直非常繁盛,到了宋代,雖然史料中沒有其重大佛事活動的記載,但關(guān)于寺中僧人的記述依然不少,這說明宋代這里依然興旺。明代以后,人們開始使用"古唐寺"來取代"大福先寺"的稱呼。

現(xiàn)在寺廟坐落的村名也來源于"古唐寺"。明代,寺廟被洪水沖垮遷到這里重建之后,香火逐漸旺盛。寺前的道路是洛陽東去的大道(現(xiàn)在是G310,也很重要),來往行人絡繹不絕。一些村民開始在寺廟門外擺攤設點,作為行人與香客的歇腳驛站。隨著做買賣的人數(shù)增多,大家開始圍寺而居,形成村落。由于村落位于古唐寺的寺門之外,所以被稱為"唐寺門(‘門’里一個‘外’字)村",這個大多字典沒有收錄的獨特字,讀音是(mer)。

大福先寺,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曾經(jīng)輝煌,幾度浮沉,如今鉛華洗凈,謙卑而寂寞地隱沒在一個普通村落之中,它作為佛教在中國傳播驛站的使命早已完成。寺也好,人也罷,不可能永遠卓越,不可能永遠輝煌,倘若能夠完成應該承擔的使命,"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也足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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