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廣記||萬安山下曾植棉——洛陽棉花逸事

棉花并不是花,平常說的棉花是開花后長出的果實中的棉纖維。棉花的原產(chǎn)地是印度阿拉伯,在古代也稱木棉,是借用了南方一種“木棉樹”的概念。明朝中期以后,棉花的種植從南方傳到洛陽,棉布取代麻布,成為僅次于絲綢的重要紡織品。從明末到清朝,洛陽是山陜豫三省的棉布和棉花交易中心之一,棉紡織成為一項重要的家庭手工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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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棉布入洛陽

明朝時期,中原地區(qū)雖種植棉花,但沒有棉紡織技術(shù),只有把棉花大批運到江南織成布后,再將棉布運往北方。明末詩人吳偉業(yè)作《木棉吟》說:“今也栽花遍齊豫,北花高捆渡江南?!毙旃鈫⒌摹掇r(nóng)政全書》說,今北方棉花賤而布貴,南方恰相反,棉花泛舟而入江南,布則泛舟而入北方。

《閱世編》說,明末江南棉布生產(chǎn)量極大,“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shù)萬兩,多或數(shù)十萬兩”?!毒劳ㄑ浴分芯陀嘘P(guān)于洛陽大棉商褚衛(wèi)的一個傳奇故事。

明朝萬歷年間,江西張權(quán)攜妻子陳氏和兒子張廷秀、張文秀搬至蘇州開木器店,富戶王員外看中張廷秀聰明伶俐,擇他為女婿。但他的大女婿趙昂欲獨吞王家財產(chǎn),便勾結(jié)惡捕快楊洪,陷害張權(quán)入獄。張廷秀兄弟坐船到設在鎮(zhèn)江江蘇按察院告狀,一天夜里船至長江,楊洪一伙設計將兄弟二人灌醉捆綁起來,投入江中。

洛陽人褚衛(wèi),年紀六十開外,并無兒女,專在江南販布為生。一日,他的船載了一大批布出了鎮(zhèn)江,往洛陽進發(fā),恰巧救下張文秀,張文秀拜褚衛(wèi)為父,改名褚嗣茂,隨船到達洛陽。

褚嗣茂在洛陽考上了秀才、舉人,兩年后進京趕考,遇到同時進京趕考的兄長張廷秀。原來,張廷秀落水后也為人所救,并被南京禮部尚書邵承恩收為養(yǎng)子,改名邵翼明。二人同中進士,回蘇州救父出獄,合家團聚。

這個故事說明,明末洛陽大棉商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褚衛(wèi)可能是虛構(gòu)的人物,但褚姓發(fā)源于洛陽,起源于周代洛陽南部的褚氏亭?!毒劳ㄑ浴返淖髡唏T夢龍說這位棉商姓褚,說明是對“天下褚氏出洛陽”的一種認同。

2

棉農(nóng)筑成黑子樓

新安縣孫都村有王黑子樓,是明末建筑,這是明朝孫都王氏莊園的一部分。王氏是洛陽最早大規(guī)模種棉花的大莊園主兼棉商。

據(jù)《孫都王氏族譜》和《王尚仁墓志》載,孫都王氏的始祖王安道是山西太原商人,在朱棣發(fā)動所謂的“靖難之役”時,因太原大亂,他舉家遷孫都。其四世孫王尚仁廣植棉花,并從事棉花收購和棉布貿(mào)易,“家業(yè)日充,聲價日隆”。

王尚仁之子王應成,又名王黑子,因捐巨資,萬歷帝授其光祿寺署正。王黑子舊居原在今孫都小學以西之土崗上,為其父王尚仁所建。王黑子重新建造一處百畝豪宅,且四周筑以高墻,有三座門樓,今黑子樓為其北門樓。此樓基呈正方形,高約30米。王黑子除從事棉花行業(yè)外,還從事絲綢、銀號、鹽、典當、客棧等行業(yè)。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冬,李自成攻陷宜陽、新安后,兵圍孫都,王黑子率眾抵抗,兵敗被殺。李自成退兵后,族人葬王黑子,王鐸親寫墓志。經(jīng)此一劫,王氏家道中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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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棉女自縊棉田

清朝康熙、乾隆年間,社會長期穩(wěn)定,人口快速增長,洛陽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洛陽縣志》說,棉花,俗名白花,環(huán)萬安山一帶,種者尤多。《偃師縣志》載,該縣“以種棉花為急務,婦女相勖助,朝夕織績,務婚嫁喪葬之資。纴車之聲,溢于里巷”?!?a href='/mengjinxian/' target=_blank>孟津縣志》說,孟津縣“邑無不織之家”。

《洛陽縣志》中的《烈女傳》記載了兩位與棉花有關(guān)的烈女,一位是自縊于棉田以示清白的龐姑娘,一位是紡織盡孝的王姑娘。

龐姑娘是油坊村人,她是財主張氏的佃戶。在采摘棉花的季節(jié),她與兩個妹妹到張氏莊園采棉,張氏之子企圖強奸她,她一面掙扎,一面讓妹妹們大聲呼救,使張惡少未能得逞。她回到家,啼哭不止,半夜時,自縊于采棉之處。她的弟弟到洛陽縣衙告狀,官府抓捕張惡少,按《大清律例》判其“斬立決”。

王姑娘是張白驢已訂婚的未婚妻。張家貧窮,張白驢跟著別人外出經(jīng)商,一去不歸,張家只剩兩位多病的老人。張家讓王姑娘另聘別家,她不從。她來到張家,靠紡棉織布支撐起整個家庭。十二年后,公婆相繼去世,王姑娘也積勞而卒。此事發(fā)生在康熙年間,感動了許多人。今關(guān)林舞樓后墻有七塊烈女碑,都是頌揚這位王姑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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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陜布商滿洛城

清朝時期,洛陽及周邊各縣商人多為山西、陜西、河北人。洛陽為河南府府治所在,以洛陽縣為附郭。乾隆年間,洛陽商業(yè)已有較大發(fā)展。道光年間的《東都山陜西會館碑記》記載:“東都四達之府,西接崤函,北望太行,為秦晉門戶,兩省懋遷之疇蓋萃于茲?!?/p>

陽城南臨洛水、北靠邙山,南關(guān)之外是最繁華的商業(yè)區(qū)。清朝山陜兩省商人所建會館即坐落在南關(guān)外。東關(guān)之外是另一商業(yè)區(qū),山西商人所建潞澤會館坐落于此?!堵尻柨h志》稱“山西東會館在東郭,山西西會館在南郭,并祀關(guān)帝”,指的就是這兩座會館。

東西會館留下大量碑文。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的《建修關(guān)帝廟潞澤眾商布施碑記》鐫刻了參與集資的商人商號及其捐銀數(shù)額,合計225家,共捐銀36224兩5錢。其中,綢布商捐銀27000余兩,布商捐銀6100余兩,合計占全部捐款的90%以上。此外,所謂“捫布坊”應是對布匹進行加工的作坊,若再加上這53家作坊,經(jīng)營者合計137家,占捐資商人總數(shù)的60%以上。顯然,紡織業(yè)是山西商人經(jīng)營的主要行業(yè)。

棉花是洛陽及河南府輸出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銷往陜甘兩省。1870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以凇蛾P(guān)于河南及陜西的報告》中記述:“河南府地區(qū)主要貿(mào)易品為棉花,此間各種輸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據(jù)說棉花的買賣終年不斷,(洛陽)城內(nèi)的交易額平均每天約一萬兩。主要是輸往陜西和甘肅,輸往山西及湖北的數(shù)量較少。”

但需指出的是,清朝時期,洛陽及各縣種棉花并不普遍,南部山區(qū)仍以養(yǎng)蠶制絲為主。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洛陽大規(guī)模種棉花的實踐證明,洛陽的水土條件不利于棉花生產(chǎn),每畝平均產(chǎn)量只是豫東平原的1/5。但是,洛陽依據(jù)區(qū)位優(yōu)勢,可以成為棉紡貿(mào)易中心。這是歷史的經(jīng)驗,也是過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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