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京城——建國門“豁子”

如今赫赫又名的建國門，明、清城墻本無此門，北面有朝陽門，南邊是東便門。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日寇占領(lǐng)北平，為興建東郊的所謂工業(yè)區(qū)，在現(xiàn)建國門地方拆除了一段城墻，形成一條寬7.9米的倒八字形豁口。當時并未顧及城門的建設(shè)，僅僅安裝了簡易的鐵欄桿（一說鐵門）。四十年代初，日偽當局曾擬議過新開豁口城門的名稱，初定東豁口名“啟明”，寓意“旭日啟明”之意。但北京人仍然叫東豁口為“豁子”，以示對日寇占領(lǐng)北平的不滿。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11月抗戰(zhàn)勝利后，北平特別市政府改啟明門為建國門，但仍沒有建正規(guī)城門，始終是個“豁子”。1957年，建國門隨東西段的城墻一道拆除?，F(xiàn)還保留古觀象臺一段明城墻。

附圖一畫面是1957年由西向東拍攝的建國門，9路公共汽車正駛進建國門豁口。右面就是建國門豁口城墻；左邊有一座“公私合營建國門食堂”坐落在貢院東街的南口，后來改為建國門副食品商店。從胡同口向北不遠，年輕的木工李瑞環(huán)同志當年就住在貢院東街7號院里。

公私合營建國門食堂原是一家開業(yè)于四十年代的私人小飯館，門牌號大約是東城根六十八號，當年位于建國門外護城河木橋的西橋頭，這里人來車往，飯館生意興隆?，F(xiàn)在其位置在建國門內(nèi)大街中心線附近。

筆者一至三歲時，我家曾租住在這家“食堂”的里院，房東沈太太十分稀罕我，經(jīng)常從建國門食堂給我買好吃的。沒有生育的沈太太有把我過繼給她當兒子的念頭，那時我母親生了我弟弟。我家是從西四大宅門里走出的大戶人家子弟，加之我又是父母的長子，豈有過繼之說。沒多久，我家就搬離了該院。誰曾想，時間沒過幾年，東觀音寺街擴寬成70米寬，改稱建國門內(nèi)大街，房東沈太太夫婦倆都安置到建國門外永安里樓房居住。過年時，母親領(lǐng)著我到沈太太家去拜年，我對沈太太家三居室大房子曾羨慕不已。

建國門的“建”字，會意字，從廴（引長之意），從聿(意為律)?！墩f文》中對這一動詞的解釋是：立朝律也。建字引領(lǐng)的詞組也大都沿用了這一語義：建法（制定法律）、建中（訂立標準）、建極（制定至中至正的建國大法）

復(fù)興門和建國門則是日寇侵占北京時，在內(nèi)城東西城墻上扒開的兩處缺口。看過北京地圖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內(nèi)城東面的朝陽門、東直門及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位置都偏北，內(nèi)城南部確實缺少橫貫東西的干道。但在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誰也不敢輕易將城墻扒開口子，據(jù)說是怕破了“風水”。據(jù)北京市檔案館1999年第四期《北京檔案史料》所載《日偽統(tǒng)治時期華北都市建設(shè)概況》記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開始在北京西郊籌建用于商業(yè)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東郊籌建用于工業(yè)區(qū)的“東街市”。為溝通“兩新街市區(qū)域與城內(nèi)之交通，特就東西兩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門（東稱‘啟明’、西稱‘長安’）……所辟新城門僅有缺口而未設(shè)門扇與門洞，因陋就簡，迄未修飾，是其物力不濟之象征”。二門最初只是一個7.4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寬約百米，兩端成坡型。西豁口位于邱祖胡同、臥佛寺街西口附近；西豁口位于東觀音寺街東口和貢院東街附近。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北平市政府按照當時流行的“復(fù)興、建國”的政治口號，將日寇命名的“長安門”改為“復(fù)興門”，“啟明門”改為“建國門”。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長之后，曾“修建復(fù)興門等城防工程共十三處”，在整理復(fù)興門缺口處時，增建一座高12.6米的城臺和一座寬10米的單券拱門，并加裝了鐵門。附圖四是四十年代末復(fù)興門的照片。

1955年，北京市政府為展寬道路，將復(fù)興門的門洞拆除，拓寬了缺口。而建國門則從未建造門洞，一直是缺口狀態(tài)。解放后，為改善交通，將老北京城墻扒開了多處缺口，即未建門洞，也未命名為“某某門”，只是依據(jù)附近地名，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老北京人則稱其為“城豁子”。再后來，老城墻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興建了立交橋，昔日的“十條豁子”變成了“東四十條橋”，“北小街豁子”變成了“小街橋”。殘留的少數(shù)“豁口”，已成為標注在公交線路站牌上的車站名稱，如明城墻的“齊家豁子”。

“文革”期間造反派破“四舊”，將許多帶有所謂“封、資、修”色彩的地名廢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但造反派們可能并不知道“復(fù)興”、“建國”這樣聽起來無甚不妥的地名，卻是當年由國民黨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

眾所周知，現(xiàn)在建國門立交橋西北的標志性建筑是社科院大樓和古觀象臺。五十年代，在筆者眼中的標志建筑是“建國門食堂”改稱的建國門副食店，馬路東邊則是東觀音寺東口的“馬掌店”。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城里的交通很不發(fā)達，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是馬、騾、驢拉著的大車及人力三輪車、少許的自行車等。由于建國門城門是城內(nèi)外人們來必經(jīng)之處，也是諸多畜力車經(jīng)過之處，所以在古觀象臺的西邊墻根下有一家“釘馬掌”的鋪子。所謂釘馬掌，就是那時拉車的馬、騾等牲口由于拉車走遠路，它們的蹄子磨損厲害。釘馬掌，就是趕車人為了保護牲口的蹄子，在牲口蹄面釘上一塊半圓形的鐵掌，俗稱“釘馬掌”，小孩們戲稱“給馬穿鞋”，店鋪簡稱“馬掌店”。

東觀音寺“馬掌店”位于東觀音寺東口與柳罐胡同北口把角處，只是兩間平房，房前有個木頭架子，形似現(xiàn)在的單杠，大約有2米多高，木架上繞著繩子。趕車人經(jīng)過這里若給牲口釘掌時，先將牲口卸下，然后把牲口拉到木架中央，把牲口的蹄子綁在木架上。這時，釘馬掌的師傅走過來，用鏟刀先將牲口的掌面修理平整，然后再釘上鐵釘即可。

平時沒有馬車來，馬掌師傅要制作“鐵馬掌”的半圓形鐵圈和專用鐵釘。店鋪在門外有化鐵爐和打鐵的架子。冬季旁晚，火紅的化鐵爐堂和打鐵師傅有節(jié)奏的打鐵聲，是東觀音寺東口的一景。打馬掌由二個師傅操作。老師傅坐在板凳上，一手用鐵夾子夾住燒紅的鐵棍，不停轉(zhuǎn)動鐵棍位置，另一手持2磅小錘，學徒的年輕師傅站著，有節(jié)奏地輪動8磅大鐵錘，二人輪流打向馬掌，“叮當叮當。”一聲高，一聲低。我在山西修京原戰(zhàn)備公路和京原鐵路時，開山辟路，干過打炮眼的活兒。

東觀音寺“馬掌店”附近的大人們中的養(yǎng)花的，則向鋪子里的師傅要一些削下的牲口蹄掌的殘屑回家給花做肥料，是上等花肥。筆者記得1968年我插隊離開北京前，家養(yǎng)的一盆“萬年青”，足有一米高，花冠一平米面積，主干一寸多粗，每周我要澆足一次馬掌水。把從“馬掌店”淘換來的碎馬掌泡在罐頭瓶里，泡到水質(zhì)變黑才能澆花，味道奇臭無比。

我最后一次見到東觀音寺“馬掌店”是在1971年的10月6日的下午，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天下午3時，我從山西返京探親，從北京火車站走到柳罐胡同北口，被建國門內(nèi)大街的歡迎隊伍阻攔住，橫穿不了馬路，在路南呆了一個多小時。

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當外國元首到北京訪問，從東郊飛機場駛來迎賓車隊，在建國門換乘紅旗牌敞篷轎車，沿著東西長安街直到釣魚臺，那時的東西長安街叫“迎賓大道”。

從建國門到復(fù)興門，沿街有十幾萬群眾列成兩隊歡迎，有個宣傳術(shù)語叫“夾道歡迎”。那天下午歡迎的是埃塞俄比亞訪華團，歡迎隊伍等候一個多小時后，貴賓車隊在建國門木橋的西橋頭停下，周恩來與貴賓換乘敞篷轎車，接受夾道歡迎，所以在建國門停留的時間最長。

夾道歡迎的群眾熱情地、有節(jié)奏地、反復(fù)高呼：“熱烈歡迎 埃塞俄比亞皇帝 海爾塞拉西 一世陛下歡迎歡迎 熱烈歡迎。”那個繞嘴的歡迎口號，至今記憶猶新，我就是靠在東觀音寺“釘馬掌店”的喂馬的石槽（木架子沒有了）聽了有十多分鐘。

夾道歡迎隊伍主要是沿街的中小學校的學生。一般頭天通知學校，學校常年備有歡迎隊伍使用的彩旗、紙質(zhì)鮮花和彩帶等，這是政治任務(wù)，學校組織有歡迎隊伍，能參加歡迎隊伍是無尚榮光的，等同于參加天安門廣場游行。參加夾道歡迎的小學生們，無論冬夏一律穿少先隊隊服，佩戴紅領(lǐng)巾。我在方巾巷象鼻子中坑小學讀書時，我校的鼓號隊被安排在北京站口北側(cè)顯著位置，叫迎賓鼓號隊，五、六年級我是鼓號隊“打小镲”的。

附圖二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建國門外護城河、建國門護城河木橋、建國門外大街的照片。筆者6歲時有個大我二歲的伙伴，常帶我玩，我叫他大友哥，那時他在東觀音寺胡同小學讀一年級。1956年8月，大友哥被北京第一機床廠的“嘎斯51”大卡車在“豁口大橋”上壓死了。他弟弟二友比我小一歲，他說，他哥哥借了同學足球到豁口外二閘踢球。他邊走邊踢球，為了撿回踢到大橋中央的足球，才被卡車壓了。

附圖三是1975年修建二環(huán)路的照片，建國門立交橋西北角是地鐵工程兵工棚（現(xiàn)地鐵建國門站），東北角施工場地正在蓋建國門國際郵局，前面是新建的外交公寓大樓。

（轉(zhuǎn)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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