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平 | 水利、政治與區(qū)域社會——以民國鴛鴦池水庫建設為中心

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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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辦

作者簡介

張景平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環(huán)境史與邊疆史研究。

摘要：竣工于1947年的甘肅省金塔縣鴛鴦池水庫是中國第一座大型現代化土壩水庫。鴛鴦池水庫建設以解決由灌溉糾紛引發(fā)的區(qū)域社會危機為根本目標，而其立項并非一帆風順，主事者最終依托民國政府的西北邊疆政策與抗戰(zhàn)時期對“團結后方”的優(yōu)先考量而獲取了支持。水庫施工環(huán)節(jié)，地方士紳階層積極發(fā)揮自身在區(qū)域的重要影響力，形成以傳統(tǒng)社會動員方式推動現代化水利工程施工的獨特景觀，體現出中國水利事業(yè)從傳統(tǒng)向現代過渡的鮮明特點。水庫建設過程中，技術人員推動建立流域協商機制與使工地管理文明化的一系列努力，對區(qū)域社會產生了遠超灌溉效益之外的影響，在區(qū)域社會的現代化歷程中起到了微妙作用。

關鍵詞：水利史　鴛鴦池水庫　張心一　原素欣

一、 問題緣起

中國歷代水利工程特別是大型水利工程，一向是學界借以觀察各個歷史時期相關社會問題的重要著眼點。晚清以來，隨著西方水利工程學體系的引入，一批現代水利工程得以興建。與傳統(tǒng)水利工程相比，現代水利工程在適用性、可靠性、工程效益方面普遍擁有巨大優(yōu)勢，同時也具有技術復雜、投資巨大、建設周期長等顯著特點。新的水利工程體系伴隨著政權更迭逐漸誕生，國家推動下的黃河治理、張謇開創(chuàng)的“導淮”事業(yè)、李儀祉主導的關中水利建設即為其中代表，其間錯綜的政治格局與豐富的社會圖景吸引了學界的注意力。當前，中國近代水利史研究關注的課題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水利工程前期決策階段各種政治、社會因素的分析，包括建設目標的確定、工程資金的籌措、技術路線的選擇等等，著眼在工程建設之前；二是工程發(fā)揮的各種效益，包括對區(qū)域環(huán)境、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焦點在工程建成之后。相形之下，圍繞民國時期現代水利工程建設過程本身的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間。

受生產力水平制約，傳統(tǒng)水利事業(yè)偏于守成，重視對既有工程的維護管理，新建大型工程并不常見。近一百多年來，不斷興建大型水利工程成為中國大地上的某種新常態(tài)，水利建設活動本身已是地方政治與區(qū)域社會的重要課題。傳統(tǒng)水利活動的社會性主要體現于日常管理維護環(huán)節(jié)，學界所關心的水利共同體的組織原則、賦役與水權關系、水利糾紛的調處機制等皆屬于此類?，F代水利活動與之不同，其維護管理活動被納入到一個由專業(yè)技術人員負責、畛域清晰的行業(yè)性體制之中，其中所涉及的社會聯帶不如傳統(tǒng)水利活動廣泛。但在另一方面，現代水利的建設過程同樣涉及豐富的社會要素，尤其是近一百余年的水利建設從清末的負畚荷鍤到當今的自動化施工之間經歷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這其中不完全是技術與工具的演化史，更涉及權力博弈、社會動員、工地管理等諸多社會要素在新舊交替中的復雜變化。將現代水利工程的建設過程作為中國近代水利社會史的一個重要視角，分析現代水利工程建設過程中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系與作用機制，揭示現代工程建設過程對社會造成的不同于傳統(tǒng)水利事業(yè)的影響，不僅有利于深化對中國近代水利史整體演進脈絡的認識，更有利于充分認識水利事業(yè)在中國近代社會演變中扮演的角色。

中國早期現代水利工程建設濫觴于清末，初步展開則在民國時期。中國傳統(tǒng)水利工程雖有著輝煌的歷史成就，但難以實現大規(guī)模的水量調蓄；現代化大中型水庫普遍興建，是中國水利事業(yè)走向現代化的標志之一。受制于資金、技術等因素的限制，大中型水庫建設在民國尚屬鳳毛麟角，而位于甘肅省金塔縣境內的鴛鴦池水庫堪稱其中代表，曾被媒體譽為“全國第一水利工程”，作為國人自建大中型土壩水庫的發(fā)端被載入史冊。

根據現代水利工程學的一般認識，鴛鴦池水庫的建設過程可分為規(guī)劃設計與組織施工兩個環(huán)節(jié)。目前，關于鴛鴦池水庫規(guī)劃與施工的全景式研究尚屬闕如，僅有來自工程親歷者、水庫建設技術團隊的主要成員顧淦臣撰寫的回憶性文章對建設情況進行了扼要回顧。筆者曾在討論河西走廊討賴河流域近600年水利史發(fā)展脈絡時，以不足千字的篇幅簡單介紹鴛鴦池水庫的建設背景與建成后發(fā)揮的工程效益，對規(guī)劃與施工過程則未有涉及。本文擬對鴛鴦池水庫的規(guī)劃與施工過程進行全面梳理，從政治與社會兩方面對鴛鴦池水庫建設歷史進行探討，重點涉及三個問題：鴛鴦池水庫規(guī)劃階段的政治考量、水庫施工過程中的社會動員、工程建設留給區(qū)域社會何種遺產。

二、 團結后方：鴛鴦池水庫規(guī)劃的政治考量

鴛鴦池水庫位于今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qū)與金塔縣之間，因水庫壩址建設于金塔縣境內討賴河干流之上的季節(jié)性湖泊鴛鴦池而得名。酒泉市肅州區(qū)即為明清時期的肅州，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毗鄰明長城西端要隘嘉峪關，東距蘭州700余公里、西距烏魯木齊1200余公里，14世紀后期以來一直是中國西北部重鎮(zhèn)、由內地進入新疆的基地與跳板，辛亥革命后改為酒泉縣。金塔縣位于酒泉市肅州區(qū)東北部50公里處，是河西走廊通往內蒙古西部額濟納、居延海以及蒙古國西部地區(qū)的必經之地，也是“居延漢簡”的主要出土地。金塔地區(qū)在明代曾被棄置邊外，清康熙末開始移民屯田并于雍正年間設立王子莊州同，1913年改為金塔縣。20世紀三四十年代，酒泉、金塔兩縣同屬甘肅省第七行政督察區(qū)（以下簡稱第七區(qū)）管轄，行政督察專員常駐酒泉縣。

酒泉—金塔地區(qū)氣候干燥，年降水量普遍不足50毫米，蒸發(fā)量高達1000毫米以上，自然景觀以荒漠戈壁為主，間有依靠人工灌溉形成的肥沃綠洲，是“無灌溉即無農業(yè)”的典型區(qū)域。酒泉—金塔地區(qū)以發(fā)源于祁連山區(qū)的內陸河討賴河水系為共同水源。酒泉位于上游，灌溉條件優(yōu)越，人口稠密、社會繁榮；金塔縣位于下游，灌溉水源常感不足，18、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主要依靠酒泉尚未充分利用的部分徑流維持農業(yè)發(fā)展，故人口數量以及繁榮程度皆遠不及酒泉縣。大約從19世紀末期開始，酒泉地區(qū)渠道取水方式由無壩順河引水改為有壩攔河引水，這一水利技術上的顯著變化使得地表徑流在灌溉期間被全部留蓄于上游，下游金塔地區(qū)的灌溉狀況在20世紀初急劇惡化。此外，邊疆形勢的變化亦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清代金塔地區(qū)居民因水源不足，故未全部從事農業(yè)，有相當數量者從事由肅州經額濟納到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地的商業(yè)貿易。20世紀20年代，外蒙古局勢發(fā)生重大變化，導致這一傳統(tǒng)商路于20年代中期徹底中斷。一時間，農業(yè)成為金塔絕大多數民眾的唯一生計來源，這使得本已匱乏的灌溉用水更不敷用。

甘肅省政府對金塔縣的用水需求深感同情，遂在派員調查后于1936年初發(fā)布訓令，強制酒泉于灌溉期間讓出部分水源，向金塔實施“均水”，引發(fā)酒泉方面強烈反對，釀成流域內嚴重的社會沖突，史稱“酒金水案”。酒泉士紳與民眾認為未有成例，不但拒不執(zhí)行省府命令，而且多次與前來“均水”的金塔民眾發(fā)生激烈沖突，當年即爆發(fā)數次千人規(guī)模以上的械斗；省政府、第七區(qū)公署幾番試圖調整“均水”方案，皆以失敗告終。愈演愈烈的爭水活動對區(qū)域社會造成巨大傷害，酒泉、金塔兩縣隔閡日深。酒泉商人在金塔經營之商鋪被迫歇業(yè)，導致金塔全縣的燈油、布匹等輸入型日用品一時斷供；而金塔之水源供給更因酒泉人士惡意劫奪而更趨惡化，酒泉民眾寧可把灌溉余水放入戈壁灘也不使其流向金塔。至此，水利危機有演化為全面社會危機的危險。

在此背景下，時任金塔縣縣長趙宗晉與酒泉縣長凌子惟于1938年聯合提出在兩縣邊境修建水庫的方案。他們指出，金塔灌溉水量不足并非討賴河全部徑流不敷灌溉，而是非灌溉時期的徑流無法利用，只能任其流失，故應擇地修建水庫蓄積非灌溉時期的徑流。水庫一旦建成，則灌溉時期上游不必給下游“均水”，下游自可使用水庫所蓄之水，如此兩方將永消爭執(zhí)。彼時地方政府對日益嚴重的區(qū)域爭水活動無計可施，水庫不但可以根本解決金塔的水源問題，還可以使官方免于承擔吃力不討好的“均水”任務；至于水庫建設的資金從何籌措，各方一致認為：希望上級政府予以撥款。第七區(qū)專員與酒泉、金塔兩縣縣長在1939年2月共同擬具給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的一份簽呈中提到：

建筑蓄水庫，損自然之有余濟蒼生之不均，是為安靜地方唯一辦法，殆無疑義。惟其規(guī)模宏大，預算之巨，似非地方所能具辦。況抗戰(zhàn)軍興以來，地方疲弊已極。非由主席垂顧，絕無成就可能。

甘肅省政府對此反應亦積極，認為經費“自當在省籌措”；同時委托建設廳繼續(xù)勘測，當年即正式確定水庫壩址應在金塔縣南部的鴛鴦池一帶，并開始在各類文件中使用“鴛鴦池水庫”之名。這表明修建水庫已經不存在爭議，各級政府在工程目標、技術路線、經費來源等關鍵方面也并無分歧，工程進入建設階段的規(guī)劃環(huán)節(jié)。唯一的問題在于，當時甘肅省政府無足夠財力與技術人才繼續(xù)推進。對此，時任第七區(qū)專員的曹啟文表達了悲觀態(tài)度。他在一份說服酒泉民眾遵守省府1936年訓令向金塔“均水”的批示中表示，抗戰(zhàn)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國家無暇顧及酒泉，水庫修建的時機恐怕要在勝利后才能到來。

曹啟文以為的時機比設想中來得要快。1941年，中國銀行與甘肅省政府以“七三”比例合股，成立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時任中國銀行負責人宋子文兼任公司董事長。該公司實質上為國家金融資本扶植下的“投資—建設”聯合體，其業(yè)務重點在于負責甘肅全省水利的規(guī)劃施工，而水利建設又明確以河西走廊為核心。1942年，蔣介石視察酒泉；自當年起，行政院決定每年撥?？?000萬元支持河西水利建設；1944年，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又確認“開發(fā)河西農田水利為國家事業(yè)”。河西走廊水利建設得到了政策的加持。戰(zhàn)前曾主持“大上海”建設計劃的原上海工務局長沈怡被任命為總經理，成為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他運用個人聲望以及較為優(yōu)厚的薪酬延攬了一大批當時頂尖的水利工程專家到甘肅服務。

僅數年時間，河西走廊水利建設面臨的資金與人才困難都大為紓緩，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抗戰(zhàn)中河西走廊戰(zhàn)略地位日益凸顯。河西走廊不但是抗戰(zhàn)初期重要的國際援華通道，也是當時中國唯一現代化石油基地玉門油礦所在地。此外，在東部諸多優(yōu)良農業(yè)區(qū)相繼淪陷后，河西走廊諸綠洲被寄希望成為大后方新的糧食主產地，故水利必須先行。抗戰(zhàn)期間河西走廊現代水利事業(yè)在政策、資金、人才方面得到種種優(yōu)待，“時勢”給鴛鴦池水庫工程的上馬提供了難得的外部機遇。

但在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地域廣闊，東西長1000公里，涉及近百條大小河流，耗資巨大的現代化水利工程不可能全面鋪開。1941年8月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成立時，總經理沈怡反對大量上馬小型水利工程，主張應集中力量“先辦成一件大工程”。當時在河西走廊，武威所在的石羊河流域、張掖所在的黑河流域以及玉門所在的昌馬河（即疏勒河中游）流域，均有經甘肅省建設廳事先勘察過的大型灌溉工程建設計劃，均可大幅增加墾荒面積，效益遠在鴛鴦池水庫之上。最初，沈怡傾向在張掖地區(qū)興辦工程，曾主張“弱水（即黑河）兩岸土地肥沃，是第一個需要我們改進水利的地區(qū)”；其后態(tài)度轉變，主張在“酒泉地區(qū)”安排相關工程。沈怡所謂“酒泉地區(qū)”并非酒泉縣，系指以酒泉為中心的甘肅省第七區(qū)。沈怡認為，第七區(qū)是玉門油礦所在地，發(fā)展水利、促進農業(yè)，可以配合油礦，而油礦的一部分工程設備和技術力量也可就近支援水利建設；但更為關鍵的是，沈氏指出第七區(qū)毗鄰盛世才集團控制的新疆，在此開發(fā)水利“復有政治意義”。

此“政治意義”究竟為何，沈怡未予說明。但結合當時整體的“時勢”，顯然與國民政府的新疆戰(zhàn)略關系密切。1941年6月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原本依附蘇聯的新疆盛世才集團開始倒向國民政府。蔣介石認為，解決新疆問題的時機已到，遂開始調集中央系軍隊重兵駐防酒泉，進行入疆的軍事準備。在此情形下，沈怡主張將水利工程部署在毗鄰新疆的第七區(qū)，無疑與之相關。但即便如此，仍然不意味著開工建設的必然會是鴛鴦池水庫。民國時代的甘肅省第七行政督察區(qū)管轄地域大致與今日甘肅省酒泉市相似而略大，面積超過山東全省，大型工程如布局在玉門（今甘肅省玉門市）、安西（今甘肅省瓜州縣）所在的昌馬河流域將比鴛鴦池更為有利于新疆戰(zhàn)略的實現，因離新疆更近，墾荒面積也更大。此外，昌馬河流域的玉門、安西兩縣官民吁請興建工程的呼聲亦很強烈。因此，鴛鴦池水庫最終在與昌馬河流域灌溉工程的競爭中勝出，還需要“時勢”以外的加持。

約在1941年底，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總經理沈怡致信甘肅省建設廳廳長張心一，謂第七區(qū)擬建之大型工程應在昌馬河與鴛鴦池之間選擇一處，征求張心一的意見。張心一系甘肅臨夏人，長期在中國銀行負責農業(yè)統(tǒng)計與農村信貸方面的工作，應邀回甘肅出任建設廳廳長后痛感地方財力不足，遂運用自己在金融界的人脈關系，促成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成立，并位列水利林牧公司六位董事之一。沈怡對張心一極為倚重，其初到蘭州即在張心一家中暫住，業(yè)務、人事方面亦時常與之商議。當沈怡征詢工程選擇時，張心一復信一封，于沈怡稱字而不稱銜，力主修筑鴛鴦池水庫，信中云：

鴛鴦池水庫前經弟派員勘測，實屬急務。酒、金地屬要沖，各方觀瞻俱在，而糾葛年深、情形最迫。水庫一日不成，酒、金一日不安耒耜。前方戰(zhàn)事緊迫，后方更宜團結，金塔趙縣長謂鴛鴦池工程或當為后方團結之希望，良不謬也?！R河等地效益甚大、于西路國防潛在助力更屬直接，宜待鴛鴦池竣工而后舉。此內外緩急使然，不可不慎。

在張心一看來，解決社會矛盾、促進“后方團結”宜急辦，大力墾荒、助力尚未發(fā)生問題的“西路國防”宜緩辦，以此強調鴛鴦池水庫的優(yōu)先價值。張心一不否認新建水利工程對于經略新疆意義甚大，但強調服務抗戰(zhàn)、確保后方安定應該放在更優(yōu)先的地位。張心一的信函顯然對沈怡的決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不久后，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即于酒泉設立肅豐渠工程籌備處（后改為肅豐渠工程處），聘請中央大學水利系教授原素欣任主任，接續(xù)甘肅省建設廳的前期工作繼續(xù)開始規(guī)劃。1943年，復成立甘肅水利林牧公司酒泉工作總站，原素欣兼站長并兼水利林牧公司副總工程師，總管公司在河西走廊各地水利事務。所謂“肅豐渠”，其實是指金塔縣灌區(qū)的整體現代化改造，其核心就是作為灌區(qū)水源的鴛鴦池水庫。1943年6月，水庫進入施工階段，成為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唯一推動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

鴛鴦池水庫的規(guī)劃活動從1939年開始至1943年結束，規(guī)劃實施者經歷了從甘肅省建設廳到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的轉變。與民國時期其他地區(qū)新建灌溉工程多以“興利”為目的不同，鴛鴦池水庫的規(guī)劃自始至終是把“除弊”作為著眼點，即消弭酒泉、金塔兩縣水利糾紛，維持區(qū)域社會的基本秩序。因此，在最終編定的工程計劃書中，肅豐渠工程籌備處明確提出水庫工程的目標是：在酒泉不實施“均水”的條件下保證金塔縣現有耕地每年灌溉兩次。至于擴大灌溉面積、進行墾荒，這是下一步對灌區(qū)進行現代化改造的內容。關于工程的意義，計劃書指出水庫于“國家用武之際，尤可安定后方、團結人民”。在鴛鴦池水庫的開工賀信中，第七區(qū)、金塔縣、酒泉縣都突出了水庫在促進“后方團結”方面的功用，似乎達成某種普遍默契。從目前所見文獻來看，張心一是“團結后方”論最早的提出者。

鴛鴦池水庫的規(guī)劃工作，將切近的社會宗旨安置于抗戰(zhàn)的大背景下，終于獲得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的支持而上馬。地方官員如曹啟文曾經把水庫修建的巨大耗費與抗戰(zhàn)的艱難局勢對立起來，因此并無爭取上馬的信心；沈怡領會到蔣介石解決新疆問題的意圖，決定在第七區(qū)興建大工程；而張心一深知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成立背后的國家戰(zhàn)略訴求首先是服務抗戰(zhàn)，遂以“團結后方”為由把鴛鴦池水庫的規(guī)劃宗旨嵌入到抗戰(zhàn)話語中，并最終使其成為上下普遍接受的水庫規(guī)劃宗旨。至于水庫化解地方危機的真正社會效益，在其竣工后才得到了媒體的正確揭示，彼時抗戰(zhàn)已經結束。在國家財力有限的前提下，區(qū)域社會有關興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訴求能否實現，與主事人對國家整體戰(zhàn)略的體察息息相關。

三、 民工征調：現代工程的傳統(tǒng)動員機制

鴛鴦池水庫自1943年開工后，首先進行的是小規(guī)模的岸上工程建設，如導水墻、閘室等。這些工作在原素欣等技術專家的精心組織下推進順利。然而，當水庫建設進入攻堅階段即主體工程大壩施工時，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困難。鴛鴦池水庫大壩是根據現代水工原理設計的土壩，施工難度頗大。首先，為取得良好的蓄水效果，壩址選在一處石質山峽中，與取土地相距較遠，運輸成本較高；其次，鴛鴦池水庫大壩作為一座依據現代工程原理設計的重力壩，無論壩體的高度、厚度還是填筑的緊實程度，皆非傳統(tǒng)夯土建筑能比，工程量巨大，且隨著壩體的增高愈到后期填筑愈發(fā)困難。以當代眼光來看，這兩點解決起來并不難，只要有一支精干的專業(yè)施工隊伍、足夠的自卸式卡車、少數特種設備即可很快完工。但在鴛鴦池水庫施工的全過程中，不但沒有專業(yè)化施工隊伍，僅有的四輛汽車需遠赴蘭州等地運輸水泥等“貴重”建筑材料，最為珍貴的工程機械之一是用于基坑抽水的水泵。這意味著“現代化”的鴛鴦池水庫大壩，其核心的工程用土運輸與填筑工作，必須全部由“前現代”的方式完成，需要動員大量的人力進行相關工作。

在18世紀上半葉金塔地區(qū)經移民屯田重新設置縣級行政區(qū)以來的歷史中，鴛鴦池水庫工程的民工動員可以用“史無前例”形容。首先，此次動員的規(guī)模史無前例。鴛鴦池水庫的動員是在全縣范圍內進行，此前年度進行的渠道維護是金塔區(qū)域社會最大的力役需求，而水利修造由灌區(qū)各負其責，由民間水利共同體自行組織，并不需要縣級政府出面進行統(tǒng)一動員。其次，此次動員經歷的時間長度史無前例。鴛鴦池水庫自1943年6月事實開工，至1947年5月竣工，歷時四年，期間未有間斷；相形之下，年度進行的日常水利活動累計不過一個月。其三，此次動員的組織復雜程度史無前例。鴛鴦池水庫工地需長期維持千人以上的施工隊伍，在工作中還需細分為十一個任務類型，需要進行不同的程序管理，這是傳統(tǒng)水利工作完全無法比擬的。

金塔縣政府開展的動員工作，開始曾試圖依托新縣制實行以來日漸基層行政化的鄉(xiāng)、保機構予以執(zhí)行。根據工程處提交的月度需工數字，金塔縣政府將每月派工指標分解到各保，分解原則以各保耕地面積為依據，地多者多派，由各保長負責本保民工的派發(fā)、集合、輸送、報到事宜。工地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核算機制，各保每日缺工數量皆記錄在案，由下月統(tǒng)一核算補征。民工到工地后編為一大隊，設立民工大隊長，隊下設班，每班原則上由同屬一?；騼杀５拿窆そM成。民工大隊長常駐工地，中山、中正兩鄉(xiāng)鄉(xiāng)副為聯絡員，每月初一、十五兩次到工地點驗民工，協助催派。此種看似嚴密的民工征派機制，其施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金塔縣人口稀少，兵役等負擔極為繁重，民眾對水庫征調普遍有抵制情緒。且全縣地域遼闊，縣域北部各灌區(qū)末梢村落距離縣域南部的水庫工地遠達20—30千米，民工前往工地全賴步行或乘牛車，備極艱辛；同時又由于水庫工程曠日持久，往往與農時沖突。如此種種，使得各保實際到工人數嚴重不足，缺額從20%至60%不等。土壩填筑工作因此陷入困境。

雖然金塔縣政府在鴛鴦池水庫特別是民工征調方面表現不佳，但一味指責地方官員面對現代工程麻木不仁甚至只知謀求狹隘的小圈子利益，無疑會將問題簡單化。金塔縣乃至整個河西走廊縣級政府的孱弱有其特殊的原因。20世紀30年代，河西走廊被青海馬步芳集團占據近十年，甘肅省政府雖可任命地方文職官吏，但地方賦稅上繳青海，地方治安亦由青海軍隊負責，故政府極為弱勢，官員亦少權威。延及40年代，占據河西走廊之青海軍隊雖撤出，但弱政府之下諸事難為的事實并無改變，社會凋敝、治理缺位遂成為河西走廊地方的一種常態(tài)。

正當金塔縣政府對民工征調一籌莫展的時候，地方士紳開始積極介入民工動員活動。受濃厚“屯田”遺風的影響，士紳階層曾被刻意排斥于地方官員直接主導下的區(qū)域水利事務之外。但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金塔士紳階層開始領導向酒泉的爭水活動，在“酒金水案”中表現出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紳權一時高漲。民國后期，士紳不但通過把持參議會等機構活動于政權邊緣，更通過控制縣長任名義主席的縣水利委員會對全縣水利事務實施深度干預，而水利是金塔的核心命脈。民國時期金塔士紳階層的公認領袖，是金塔爭水運動發(fā)起人趙積壽，可以直接干預水庫工程施工的決策環(huán)節(jié)。

最初，以趙積壽為首的地方士紳試圖在征調原則上做一些調整?？h政府最初制定的征調原則系根據工程處建議，以水庫竣工后“受益面積”為依據。士紳們則指出，金塔地廣人稀，土地開墾隨意，休耕地與拋荒地難以截然區(qū)分，民眾為少交稅普遍有不同程度的隱匿，實際地畝數在民國以來數次清丈中均未切實搞清，以耕地面積攤派其實很難確保公平。士紳們建議，以各保應納田賦為依據攤派民工，民眾不至于有意見。士紳們還提出，水庫位于全縣灌區(qū)最上游，離工地較近的區(qū)域處于相對上游，以后可穩(wěn)定受益，而距離工地較遠的區(qū)域處于灌區(qū)末梢，灌溉保障情況不如上游。因此，由穩(wěn)定受益區(qū)適當照顧偏遠地區(qū)、多承擔一些勞役，既合乎公平原則又體恤了邊遠地區(qū)民眾上工的艱苦。這些建議均被采納。

如果不考慮具體的時代與空間語境，以“受益面積”為依據進行人力動員，這其實是中國水利現代化中義務勞動的通行組織辦法。在設計此種方案的民國工程師看來，這種方式無疑能彰顯公平。士紳們的主張則來自河西走廊傳統(tǒng)水利經驗。明代后期以來，河西走廊灌溉活動中開始出現以田賦為依據的水資源分配以及勞役分配制度，至清中葉定型，文獻稱為“按糧分水”，此處“糧”系“皇糧”之意。這種制度安排，其實是著眼于在干旱少雨而地廣人稀的河西走廊，水權業(yè)已超越地權成為第一產權，而在事實上將田賦與水權直接掛鉤。因此，以田賦數額而非耕地面積為標準攤派水庫勞役，更符合當時區(qū)域社會的一般公平觀。此外，傳統(tǒng)灌溉活動中，由于渠道滲漏損失驚人，渠道下游能獲取的灌溉水量往往相應遞減，上游地區(qū)一般會給下游地區(qū)額外讓渡一部分水權，以彌補損耗。在水庫勞役攤派中，由上游地區(qū)對下游地區(qū)進行某種照顧，亦體現出對水利傳統(tǒng)的繼承。

然而，僅僅在征調原則方面進行某些優(yōu)化，完全不足以確保各保民工按數量到達。部分士紳開始直接對征調過程進行深度干預，其核心是設立催工員制度。由士紳控制的縣水利委員會做出決議：“水庫工程刻不容緩，應由本會委干練人才切實催派?！贝吖T以保為單位實行催派，由士紳或其宗族成員擔任，其職責是通過“包干制”確保滿員上工。至于如何實現這一目的，催工員采用的方式不盡相同，有的較為人性化，但更多系使用暴力，以抓壯丁的辦法搜捕、押解民工到工地，并對拒不執(zhí)行者施以私刑，造成許多極為殘忍的行為，但政府對于這種行為給予了一定容忍。催工員制度中的這種暴力要素，與河西走廊傳統(tǒng)水利事務中水利領袖的特權一脈相承：為了維持水利共同體的日常運轉，河西走廊各灌區(qū)由民間推選的水利領袖可以對在年度水利修造中未繳清錢物或未出夠人工的農戶“強制執(zhí)行”。

部分士紳對于民眾征調活動的另一項重大干預是改革民工伙食費制度。民工在鴛鴦池水庫工地的勞動屬于攤派性質，肅豐渠工程處負擔伙食費用。由于金塔縣物資匱乏，由工程處直接采購恐導致糧價暴漲，遂采取分散采購之法，按月將伙食款總數撥付給金塔縣政府。金塔縣政府根據各保的派工情況，按比例將款項分發(fā)至各保，由各保長購買面粉，與所征調民夫一起送至水庫工地，由工地設簡易食堂統(tǒng)一安排伙食。這一制度很快暴露出弊病。一方面是縣、鄉(xiāng)、保層層貪墨，使得運輸至工地的糧食大大低于額定數量；另一方面是縣域內偏遠地區(qū)缺乏糧食市場，遇青黃不接時，縱然有款亦無糧可買。趙積壽等士紳提議，將此款項直接發(fā)給民工個人，民工各自攜帶口糧至工地，準予個人或自行組合做飯。統(tǒng)一供應食品是現代水利工地的通行原則，自備口糧則是傳統(tǒng)水利修造中的慣例，后者顯然更易被接受。在工程處的支持下，趙積壽的建議最終為縣府采納。

在鴛鴦池水庫修建的過程中，工程師與地方士紳群體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這種合作正是以民工的組織動員為核心。原素欣麾下的年輕工程師在水庫工程外協助地方改造舊渠時，即普遍懂得與士紳階層搞好關系，如龔璽在酒泉中渠改造中非常細致地把有關人員安排進士紳執(zhí)掌的水利共同體，顧淦臣在改造王子莊六坪時更是明確邀請“熟悉地方情形之人士負責”，“蓋農民信仰者為地方紳士也”。作為小型工程的舊渠整理尚需士紳協助，大型水庫工程更是如此。原素欣指出：“工程可否按期完工，我們只有依靠民眾的理解，依靠聲望人物的合作?！?/p>

當然，“聲望人物”的所作所為是否真正得到“民眾的理解”，是大可懷疑的。從口述資料來看，所有采訪者均對鴛鴦池水庫修建中的民工征派持負面記憶，有的老人還能背誦當年詛咒趙積壽等人的民謠。在1958年由官方編寫的《河西志》中，更是突出了鴛鴦池水庫民工征派的殘酷，并謂民間稱其為“冤枉池”。但依靠士紳而非地方官員的配合，鴛鴦池水庫的民夫征調畢竟得到了明顯改進，土壩終于在1947年5月完工，“現代”工程最終以“前現代”方式完成組織動員。士紳階層運用傳統(tǒng)資源，實現了區(qū)域社會罕見的大規(guī)模民工征調，而國民黨當局下大力氣建設并急劇膨脹的基層政權并沒有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只在檔案中留下大量徒為具文的歷史印跡。

四、 鴛鴦池水庫建設的社會遺產

1947年鴛鴦池水庫竣工蓄水后，酒泉—金塔間的水利糾紛徹底平息，當年金塔縣就結束了無水可灌的歷史。不過，水庫建設留給地方的遺產顯然不止這些。民國最后一任金塔縣縣長馬元鶚曾說：“鴛鴦池水庫給本縣公職人員都有啟發(fā)，使我們設法學習科學的精神以及新鮮的工作方法，改善我們自己的事業(yè)。”在馬元鶚眼中，水庫建設的“副產品”同樣值得重視。

如前文所論，水庫修建中巨大的民工征調工作在士紳的幫助下得以順利完成，這給金塔縣當局以重大啟發(fā)。在日益白熱化的國共內戰(zhàn)中，遠離主戰(zhàn)場的河西走廊也面臨日益繁重的壯丁征派任務，金塔縣在鴛鴦池水庫民工征調中依托士紳、甩開鄉(xiāng)保的動員機制成為某些地方官員眼中的靈丹妙藥。1948年3月，金塔縣參議會議長提議成立“丁役委員會”，明確提出“采取水庫征派方式”，將部分士紳結合進體制，在壯丁征派中充當急先鋒；甚至以“另行調查清算事實已不可能”為由，建議直接以肅豐渠工程處1946年7月編定的各保派夫清單攤派壯丁為依據。部分士紳踴躍參加“丁役委員會”，橫行鄉(xiāng)里，由此形成極大民憤。在較積極的方面，由士紳主導動員的方式被金塔縣政府寫入鴛鴦池水庫后續(xù)擴建工程的計劃，擬建立由縣長任主任、士紳任委員的“工程委員會”，全面負責民工征調活動的計劃，明確各鄉(xiāng)、保僅起輔助作用。

通過水庫建設，不但使縣級政府“意外”增強了大規(guī)模社會動員的能力，還在流域內部初步形成了水利協商機制。酒泉、金塔所在的討賴河流域原本沒有定期的水利事務會商，只在發(fā)生重大糾紛后才由雙方官員臨時處置。鴛鴦池水庫開工以來，工程處不定期組織兩方主官一起開會商議民工征調、材料購買等事，同時邀請第七區(qū)專署派員參加，后會議主題從單純的水庫事務擴展到全流域水利事務，會期定為半年一次，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流域水利事務的磋商機制。技術人員召集會商的本意，是為了在水庫建設期間達成酒泉—金塔之間的臨時均水辦法，避免再爆發(fā)嚴重沖突以影響工程進度。鴛鴦池水庫竣工后，此種流域性的水利事務磋商機制一直保存，并在1949年之后演化為流域委員會制度，為解決日后一系列重要水利問題創(chuàng)造了制度條件。

政府動員因工程建設而得以順暢，酒泉、金塔兩縣因工程建設而建立起溝通協作機制，鴛鴦池水庫確實為地方政府的治理活動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源。地方官員中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水庫建設過程遺留的“副產品”需要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中予以存續(xù)。鴛鴦池水庫竣工時，給水涵洞出水口懸掛金塔縣政府所獻“繼禹云跡”匾額，其間的隱喻或許在于，鴛鴦池水庫建設者的功勞不僅在于完成工程，亦如大禹一般樹立起個人品德與社會成就的豐碑。

當地方官員試圖在原有的行政框架下延續(xù)鴛鴦池水庫帶來的治理成果時，工程技術人員則傾向于將鴛鴦池水庫建設中經歷的種種艱難視為一種經驗教訓。原素欣曾云：

工程處懸浮于地方，無行政權力，事事需地方協作便事事頭痛。工程的反作用力大半在于協作。一般職業(yè)官僚智識水平甚低，細微事體亦拖延旬月，更有意識貪婪者每每試探。此渠工雖可盡力完成，而欲真實達到所謂河西開發(fā)宏圖，非變更公司（按：指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制度不可。如能否效法TVA之精神，結合行政與駐軍力量令行禁止，賦予各工程處實行有力動員之權，可使技術意志迅轉行動，國家撥款用得其所、免于貪瀆。果能實現，公司在河西的事業(yè)方可稱不朽。

原素欣談話中提到的TVA，系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縮寫。作為羅斯福新政的樣板，田納西流域開發(fā)成就了20世紀最著名的巨型公共工程之一。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即是為建設管理流域內諸多工程而設，是一個具有政府部門性質的流域管理機構，對于灌溉、防洪、發(fā)電的組織協調皆具有很大的統(tǒng)籌管理權力。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引發(fā)中國工程界的普遍關注。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總經理沈怡堅信，河西走廊是中國除長江、黃河流域以外第三個適合引入田納西模式的區(qū)域。在調任交通部次長后他仍然表示，“甘肅水利林牧公司之努力，與美國TVA之理想近似”。原素欣作為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副總工程師，抱有與沈怡類似的想法極為自然。他希望有一個類似TVA的機構可以“使技術意志迅轉行動”，即可以使工程師的技術思路免于受到地方官僚及原有體制的掣肘，快速付諸實踐。

作為一個“懸浮于地方、無行政權力”的工程領導機構，肅豐渠工程處確實因執(zhí)行力不足而面臨諸多困難。以原素欣為代表、工作在工程一線的技術人員對“田納西模式”的理解，其實是一個能夠避免依賴地方政府的強大技術機構，這個機構可以直接貫徹工程師的意圖、高效使用資金，而核心是“實行有力動員”。

除上述原因外，“田納西模式”得到工程人員期盼，還部分在于可以將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帶來的治理成果發(fā)揚光大。工程師不僅滿足于完成水庫建設，對這種建設的社會治理成果也有著明確追求。當然，這種社會治理并非出于某種政治理念，仍然首先著眼于未來工程的要求。原素欣在接受酒泉本地報紙《七區(qū)通訊》采訪時說，日后酒泉乃至河西走廊還將修建更多水庫，鴛鴦池水庫可以進行兩方面的準備，第一是建立工地管理體制，第二是訓練管理人員與技術工人。與傳統(tǒng)水利工程的年度修造相比，鴛鴦池水庫工地確實已具備某些“現代工地”雛形。工地每天以升旗降旗作為工作起始的標志，每日上工前除由民工大隊隊長點卯訓話外，還有十五分鐘宣讀報紙新聞的時間，使民工知曉大事。工地設有醫(yī)療處，可以處置輕傷和一般疾病。工地監(jiān)工佩戴統(tǒng)一徽記，工程處對體罰活動有明文限制。工地有詳細的個人工分統(tǒng)計，每半月評選先進、發(fā)給獎勵。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總部還曾試圖在工地開展體操訓練、定制特種崗位工服、安裝工地廣播等舉措，終因經費問題未能推行。這種工地管理及氣氛，在當地前所未見。在人才培養(yǎng)和技能訓練方面，鴛鴦池水庫工地亦成為一所速成學校，1949年后金塔縣水利局數任局長都曾參與鴛鴦池水庫施工，工地被他們認為是水利工程啟蒙學校，因為“以前都是上面叫干啥就干，不知道為什么干，在這里第一次有人把為啥這水庫非修不可的道理說清楚”。20世紀50年代，蘭新鐵路開始修建，有關方面在吸收石工、木工參與施工隊伍時，特別強調注意從金塔縣招募，因為其“服務水利工程期間，多已掌握漿砌技術”，且很多人可以讀懂簡單的工程圖紙，而河西走廊其他地區(qū)“缺乏此類技術工人”。

工地管理體制建設和人才人員培訓，對地方社會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工程建設周期。但這些影響同時也是脆弱的，受到各種各樣層出不窮的挑戰(zhàn)，其中有的還來自支持水庫建設的“盟友”士紳階層。為了推進工程進度，士紳通過水利委員會撤換了態(tài)度寬厚的民工大隊長，繼任者手段嚴苛，甚至不允許民工在工作期間隨時方便；夜間為防止民工逃亡，甚至要求監(jiān)工每晚將民工的褲腰帶逐一沒收。有人因此向士紳領袖央告，士紳領袖反說：“你的褲帶丟了，散工回家找我要?！币晃槐O(jiān)工在后來承認：“××（按：指民工）不挖土，我把他打幾下。工程科（按：應為工程處）叫我不要打，×××（按：指士紳，1949年后被劃為惡霸地主）給我一個鎬把子，倒提著打?！边€有一位當年的石匠回憶：“技術員教我們用工程尺等，開始大家都很有興趣，原來我們不會砌這么高的石墻。后來地主×××到工地轉一轉，凡是該散工回家的人，都要拉去要去給他砌果園的石墻，而且不給錢，說‘你們的錢都在工地上’，大家就沒有興趣，說‘學吹火把眼迷了——瞎忙活’，以后就讓技術員把線放好，我們只是照著做，技術員還奇怪我們?yōu)槭裁床辉賹W了。”士紳們的這些做法，都與工程處試圖使工地管理制度化、文明化的努力背道而馳。

來自區(qū)域社會尤其是士紳階層的破壞性力量，也使得有識之士對“田納西模式”的呼喚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保衛(wèi)工程建設的社會遺產。1946年，甘肅省建設廳長張心一建議省府改組水利林牧公司，發(fā)表如下意見：

近年甘肅建設僅有萌芽，動靜之間即有夭折之患。如今各方面人才多數東返，不但建設無希望，而社會亦恐倒退。如今之計，亟需以建制維持建設，公司之體制已不適合?！愃茩C構在美國實為政府部門，此正我所當效法者。

張心一所謂建設夭折引發(fā)的社會倒退，不可避免地包括類似金塔士紳破壞鴛鴦池水庫工地管理制度的事件。作為“建制維持建設”的實踐，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河西部分改組為水利部河西水利工程總隊，張心一妻弟、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被任命為總隊長兼甘肅水利局長。黃萬里在40年代最后兩年中的一系列艱苦工作，竭力避免了河西走廊水利建設的夭折，但是否阻止了社會倒退則不得而知。畢竟，緊靠少數技術人員勉力支撐的水利工程體系，其留給區(qū)域社會的遺產必然是稀薄脆弱的。

結　語

現代水利工程引入中國時，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剛剛開始。尚保留有諸多傳統(tǒng)特質的民國社會，需要對其尚不熟悉的現代水利工程做出反應，并接受工程帶來的諸多變化。鴛鴦池水庫規(guī)劃施工的歷史表明，在現代水利工程的建設階段中，包含政治與社會方面極為豐富的內容。

鴛鴦池水庫規(guī)劃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獲得撥款。民國時期，酒泉—金塔傳統(tǒng)綠洲社會受資源與環(huán)境條件制約爆發(fā)灌溉危機，官員民眾一致選擇以興建現代水利工程作為解決之道。但在最終的規(guī)劃文本以及宣示口徑中，展現出的是地方社會對當時國家戰(zhàn)略的主動契合，工程由此順利上馬。現代水利工程投資巨大，在爭取建設機會的有關政治運作中，區(qū)域社會必須充分借助“時勢”的力量，方可成為爭取現代水利工程落地的有力話語。

鴛鴦池水庫施工階段，民工征調成為無法回避的核心問題。受制于工業(yè)化水平，民國時期的現代水利工程縱然設計理念與運營效果不亞于歐美，但施工階段中彼用機械、我用人工，工程建設仍然以傳統(tǒng)的方式和區(qū)域中的多數民眾發(fā)生關系。民國時期現代水利工程的施工中往往依賴傳統(tǒng)的社會動員機制進行，這與1949年后群眾性水利建設中采取新型社會動員機制形成很大區(qū)別。傳統(tǒng)水利活動中的某些組織資源被沿用改造，使現代工程建設在前現代方式推動下得以完成，鴛鴦池水庫建設可視為民國時期現代水利工程建設的典型案例。

在鴛鴦池水庫的建設過程中，工程技術人員在水庫設計施工過程中的一系列努力，給區(qū)域社會留下遠超工程效益的豐厚遺產。但這并非由于某種政治理念或社會理論的驅策，而是現代工程建設中為保證建設目標的達成，往往同時以制度創(chuàng)新或改良為核心開展“軟件”建設，其成果往往擴散至更廣泛的社會領域。面對這些建設中留下的遺產，地方官員更多地視其為某種精神感召以及對現有體制的補苴罅漏，一線工程技術人則看到了既有體制與日后大規(guī)模工程建設的不相符合之處，希望建立一種嶄新的工程行政體系并保衛(wèi)治理成果?，F代工程中的政治和技術關系并無一種先驗的最優(yōu)設定，需要在長期實踐中不斷進行探索。

工程技術人員的介入，使得政府官員與社會力量的互動中增添了第三方要素，現代水利工程建設對區(qū)域社會演化的影響機制由此變得日益復雜?？疾旃こ碳夹g人員在其間發(fā)揮的作用，不只在于對政府或社會意志的順應違忤，其思想行動受現代工程內在邏輯的影響同樣值得重視。

現代水利工程的規(guī)劃與施工有著明確而現實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各種政治話語都可以被借用，而看似落后的傳統(tǒng)也可激發(fā)出活力，故工程建設所可能調動的資源、借助的力量、運用的手段、產生的影響都不可事先規(guī)制。近年來，由于水利史研究聚焦基層社會的趨勢，以致有聲音呼吁要重新找回水利史中的“國家”。事實上，水利史研究中的國家層面從未缺席，只是在問題意識方面，其對國家權力運用機制的強調與“水利社會史”研究中對揭示社會自主運轉機制的重視缺乏融通之處。民國時期現代水利工程背后往往都有國家的身影，但在建設過程中又需要社會的配合。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與“社會”有機結合在一起，既不至夸大“技術官僚”自上而下的社會形塑能力，也不會片面強調區(qū)域社會的自組織能力?，F代水利工程自帶的剛性技術指標背后，往往隱藏著國家與社會之間諸多細致而深刻的互動歷程。

【注】文章原載于《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５期。

責編：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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