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愛民：濮陽縣四牌樓究竟建于何時？
濮陽縣四牌樓今昔
郭愛民/文
牌坊，又稱牌樓。建筑專家說，二者功能一樣，只是式樣稍有不同，有屋頂?shù)慕信茦?，沒有的叫牌坊。不少地方并不細分，尤其南方，往往混著叫。濮陽老城四牌樓，明清州志的正規(guī)名稱，就叫四牌樓坊。因位于州治兩條主街交叉之處，又俗稱中心閣。只要是濮陽老人，很少有不知道的。
日前，帶著道聽途說的一些問題，前往四牌樓作了翻考察?？吹狡鋿|匾“顓頊遺都”、西匾“澶淵舊郡”、南匾“河朔保障”、北匾“北門鎖鑰”。北匾左邊有“劉文選書”幾個小字，并留有印記。再四處察看，坊體及坊下，均未看到相關(guān)文字介紹。于是順便訪問了周圍幾家商戶，竟無一人能說出其建筑朝代，為何而建等大概情況。所有這些，與先前聽到的，基本相同。
幾番唏噓之后，乘10路公交返程。不料，走到約60米遠的北街與國慶路交叉口，意外發(fā)現(xiàn)縣政府2014年2月28日，在路邊樹立的一塊介紹四牌樓的石牌。上寫“四牌樓又名中心閣，是明嘉靖初開州知州龍大有為表彰都御史侯英為官清正、秉公執(zhí)法而立?！?/p>
于是頓生疑惑。既然是四牌樓說明牌，為何不在坊體之上或附近，而要離得那么遠？既說“表彰都御史侯英”，為何坊之四匾看不出“侯英”一點信息？匾額無“侯英”之名，不就是業(yè)內(nèi)人士所說的沒有坊主么？無坊主的牌坊，壓根不符合功德坊或功名坊建筑結(jié)構(gòu)，又怎能算是“對都御史侯英”的“表彰”呢？再說，匾額“澶淵舊郡”與“北門鎖鑰”，寓意重和。二者都會令人想起開州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重大戰(zhàn)役——宋遼“澶州之戰(zhàn)”，想起那次戰(zhàn)爭的結(jié)果“澶淵之盟”，想起北宋贏得戰(zhàn)爭勝利的功臣寇凖。尤其“北門鎖鑰”，本是寇凖被貶大名府后，機智回答遼使挑釁的一句名言。說大名府戰(zhàn)略地位重要，如同首都汴梁的北大門，非要寇凖親自鎮(zhèn)守不可。那時澶州隸屬大名府，位于首都之北黃河岸邊，稱為“北門鎖鑰”也未嘗不可。但事易時移，明朝首都是北京，開州還怎么再稱“北門鎖鑰”呢？嘉靖時期的知州龍大有，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難道連這么重要的常識性問題，也搞不清楚嗎？正因為這兩塊匾額與澶淵之盟聯(lián)系太過名顯，連市里某些很有文化的老同志，也誤認為四牌樓“應(yīng)始建于北宋時期的澶淵之盟之后”。
為了弄清這些疑問，我查閱了濮陽各種方志。發(fā)現(xiàn)明·嘉靖《開州志》記載是：“四牌樓坊：在十字街心。東匾憲副，西都憲，南顓頊名都，北汲黯故里。知州龍大有立，為侯春、侯英父子云?！笨芍?，四牌樓為龍大有知州所立到是不錯，只是四塊匾額被完全改變了。
再看清·康熙《開州志》：“四牌樓坊，在十字街心”依舊，南北二匾也與明志一樣。而東匾改成“百代流芳”，西匾改成“群英翠美”。為什么要改？二匾所指為誰？未見說明。嘉慶、光緒兩志，記載又發(fā)生了更大變化?！八呐茦欠?，在十字街心”等字不見了。而把康熙志記載的四塊匾額，改成了各自獨立的四座牌坊。即“百代流芳坊，在十字街東；群英翠美坊，在十字街西；顓頊名都坊，在十字街南；汲黯故里坊，在十字街北?！奔螒c、光緒兩志既然沒有了“四牌樓坊”之名，亦即抹去了它的歷史地位。但對“顓頊名都”與“汲黯故里”并未作根本改變。改變的主要仍是侯氏父子。原因為何？同樣沒說。
顯然，幾百年來，四牌樓歷盡滄桑，匾額多次改變。當下內(nèi)容，既非明朝的，也非清朝的，而是最近一次重修時新該的。后經(jīng)了解，方知改寫于縣政府1982年重修之時。北匾“北門鎖鑰”左邊，留有當代書法家劉文選的題名，也證實這一點。致于改寫原因，說法不一，難以詳述。但其中有一“資料匱乏，根據(jù)流傳”之說，有點荒唐。因為，明·嘉靖《開州志》，早在1964年，即由浙江寧波天一閣重印發(fā)行，我縣購得一百多套。濮陽縣、市檔案館與不少干部、群眾都有；幾部清代《開州志》，距今時間尚近，并非絕本，皆可看到；縣檔案局編注，201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直隸開州八都三尚書文獻選編》，侯英家族為專門一編；還有歷經(jīng)數(shù)百年的《侯氏家譜》等等。有關(guān)四牌樓原始匾額內(nèi)容與后來的變化情況，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百Y料匱乏”，難以令人置信。
那么，龍知州究竟為何要建四牌樓呢？這還得從侯大節(jié)說起。侯英之子，侯春之孫，時已三十多歲的優(yōu)秀州學(xué)生侯大節(jié)，先是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因照料年老目盲的繼母生活方便，申請學(xué)校批準回家自學(xué)；其后，于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二十五日，又向龍大有創(chuàng)建的明道書院，捐獻田地100畝，作為學(xué)田。兩年干了一孝一義兩件大好事，感動朝野。庶吉士郡人趙廷瑞，請翰林學(xué)士劉龍寫了一篇《明道書院記》；河南按察司副使郡人王綖，又寫了一篇《學(xué)田記》。兩人都提到這件事?？と撕幽习床焖靖笔雇醭鐟c，評論學(xué)田之事說：侯大節(jié)“有恢復(fù)前烈之志，有思齊古人之意，有見義勇為之風?！?/p>
如此孝義之人，依制官府必須上報朝廷，給以旌表。而侯大節(jié)淡泊名利，要移譽父祖，以全孝道。當然，這是筆者猜測，但也有佐證。比如，他曾主持續(xù)修《侯氏家譜》，但對自己的記述，除“名、字、生、娶外，更不他及”。太原縣知縣郡人劉玳稱贊說：“可謂君子用心者矣”(《明直隸開州八都三尚書文獻選編》劉玳《秋庵侯介甫先生傳》)。推尊其先，人之至情；延譽父祖，朝廷有規(guī)。侯春、侯英是否承當?shù)闷疬@樣的旌表呢？
首先，觀其在朝為政：侯春為永樂辛丑(1421年)進士。職任正七品御史期間，薦賢懲惡，不避權(quán)貴。因考績優(yōu)秀，破格晉升為正四品浙江按察司副使；侯英，天順庚辰(1460年)進士。始任也是御史，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正三品)。調(diào)職多地，廉潔為民。尤其以監(jiān)察御史巡按遼東，“從宜振濟，全活者數(shù)萬人”；彈章三上，嚴懲出使高麗路經(jīng)遼東的不法太監(jiān)，改變了出使鄰邦官員的人選資格。遼人感其德，致為建立生祠。
其次，看其居家孝親。二人致仕后，皆能和睦鄉(xiāng)里，周濟貧窮，鄰里稱善。侯春為母服喪，廬墓三年后，又“居墓七年”；侯英除與弟弟侯侃一同廬墓，還親自動手建造母親墓園，栽種楊柏樹數(shù)百株。引來成群結(jié)對玄白之鳥，在樹上結(jié)巢哺雛，旦夕飛鳴。人皆以為孝心所感，傳為佳話。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二十九，朝廷頒詔，在其家鄉(xiāng)清和頭村，為二人分建“旌表孝行坊”。父子幾十年來，在朝野有著廣泛而良好的影響。
國子監(jiān)學(xué)生福建人鄒源潔路過開州，在其《至清河謁見侯門大族》詩中寫道：“萬頃滄波十里塘，清河形勝不尋常。一門子孝雙旌異，兩代忠臣繼顯揚?！饼埓笥兄莸那叭螐堩t，拜謁侯英之墓，贊曰：“四拜先翁二拜公，參天橋梓故家風。兩塋已占江山秀，百載尤聞鐵豸雄。”(《明直隸開州八都三尚書文獻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17、123頁)
侯春景泰辛未(1451年)病卒，享年58歲；侯英，卒于弘治甲寅(1494年)，年壽60有五。離嘉靖之初四牌樓建立之時，最少已有28年。盡管他們朝野聲譽可圈可點，若無侯大節(jié)之舉，恐怕龍知州也不會拿近三十年前，應(yīng)由前任旌表之事，再重新拿來大作文章吧！可見，侯大節(jié)的突出表現(xiàn)，應(yīng)是其父祖得以隆重受表于四牌樓的決定性因素。
至于“顓頊名都”與“汲黯故里”匾額的設(shè)置，原因或許有二：一是美學(xué)因素。四牌樓位于十字街心，面對四條大街，有四塊額匾，才有對稱、平衡、和諧、穩(wěn)定的美感；二是人文因素。黃帝的孫子顓頊，為上古五帝之一?！俺领o淵深而有智謀，清明通達而知事理；生養(yǎng)財物以盡地利，順時行事以法天道，憑依鬼神以制義法；調(diào)理五行以教化，潔靜虔誠以祭祀?！苯ǘ煎ш柌⑼菩凶诮谈母?，將華夏文化推向新的大發(fā)展時期，被稱為中華人文始祖，死后又葬身于此。濮陽稱為“顓頊名都”，當之無愧；汲黯是濮陽人，又是漢代著名的剛直大臣。他能從國家大局與人民利益出發(fā)，犯顏諫爭，不避禍福，外號“汲憨”。(《史記》卷120《汲鄭列傳》)因其節(jié)操高雅，歷來濮陽人引以為豪。
在旌表侯春、侯英的同時，申明他們與顓頊、汲黯又是同鄉(xiāng)。不僅是對侯氏祖孫的褒揚，同時還昭示著，濮陽是一方風水寶地，文化昌圣。侯氏父子正是繼承發(fā)揚前輩先賢的這種優(yōu)秀文脈，才能有今天之光榮?？と俗援敗案呱窖鲋?，景行行止”，繼往開來。適見龍知州之用心，何其良苦！
因此，四牌樓是一座孝義坊或功德坊。明朝對孝義的倡導(dǎo)，是一種治國方略。獎勵功義節(jié)孝，明載于法典。贈匾、立碑、建坊之事，屢見于史志。歷史是后人的教課書。今天我們推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四牌樓原始匾額，所彰揚的文化精神內(nèi)含，基本是一致的。無論從社會地位、文化價值、時間久遠，四牌樓與濮陽各坊相比，無有出其右者。政府創(chuàng)建歷史文化名城，動用大量資金予以重修，理應(yīng)恢復(fù)其原始的匾額，發(fā)揚古人捐資助學(xué)、篤孝其親、鐵面無私、執(zhí)政為民的高尚品德與情操，不可輕易加以改變。
文物界普遍認為，牌坊重修的基本原則，必須修舊如舊。現(xiàn)在國家提倡保護文物古跡，弘揚傳統(tǒng)優(yōu)秀民族文化，首要是保護，恢復(fù)其真實歷史面貌；然后，才是廣泛宣傳。只有那樣，才能做到如習主席所說，“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激發(fā)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p>
退一步說，即便因為某些歷史與現(xiàn)實原因，必須要改，也應(yīng)經(jīng)過嚴密科學(xué)地論證，給以適當說明，反映文物存續(xù)之間的變化狀況。而不能如立在國慶路邊的那種簡介詞，簡單的假龍知州之名，行移花接木之實。將原本的四塊匾額全部換掉，使一座功德名坊，變成了一座城市地理位置的標志坊。不僅嚴重違背歷史真實，而且極大降低了文物本身的價值。豈不可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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