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鴻：?紀念碑式城市——長安

“

班固和張衡對長安的描寫都是基于當時的思想習慣而做的回顧式重構。然而，對于班固來說，被回憶和重構的不僅是歷史事件，而且包括了其歷史次序；而張衡的作品則根據(jù)了一種抽去時間概念的模型，將記憶組織進經(jīng)學的空間。這兩種重構的主題因此有著根本區(qū)別：班固的目的在于闡明長安發(fā)展演變的歷史；張衡則專注于長安永恒的形象。這兩種觀點可以分別稱為“歷史性” 觀點 和“經(jīng)典性” 觀點。二者后來都被對長安的各種重構所 采納，但是“經(jīng)典性”觀點卻占據(jù)了主流。

”

紀念碑式城市—— 長安

文 | 巫鴻 譯 | 鄭巖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這些詩句出自李賀（790—816年）著名的《金銅仙人辭漢歌》。該詩敘述了漢滅亡13 年后的一件事：公元233 年，魏明帝決定將一尊青銅仙人像從長安運送到其新都鄴城。這尊雕像原樹立于漢武帝的宮殿中，雙手擎盤，高舉過頂，以承甘露。承露盤在運送時斷裂了。當要被裝上車時，仙人的淚水奪眶而出。

這個故事和李賀哀婉的詩篇反映了紀念碑性一個晚期的概念——對于廢墟的一種特殊的敏感。廢墟是歷史的物質(zhì)性遺存。那些殘磚斷瓦、敗土頹垣往往激發(fā)起詩人的嗟嘆和藝術家的賞贊。對于9世紀的人來說，漢代的長安（渭河上“已遠”的一座古城）已經(jīng)后退到歷史和記憶的深處，人們再也不能從整體上把握這座城市。它已破碎為難以拼接的影像和故事，在文學和藝術中被一次次地復述和再復述。唐宋時代的古物學家和浪漫的文學家們固然對于長安的過去十分迷戀，可是這種迷戀已與這座城市在漢代原有的意義沒有多少關系。

但是，是不是曾經(jīng)存在過“客觀的”對長安的記錄、描述、表現(xiàn)或重構呢？是否漢代人對于這座城市持有一致的看法？對它的歷史有著同樣的觀念？如果他們并不具有這種統(tǒng)一的看法和觀念的話，那么各自的觀點和想法又是什么？這些問題使我們在探索古代中國的紀念碑時加進一個新的維度：除了說明其歷史性的演化和意義，還要考慮到關于紀念碑的各種論述（discourses）。即使面對同一事物或現(xiàn)象，不同的作者常常會有著對于紀念碑性的不同理解，其判斷的標準也會不盡相同；他們不同的思想和論述方法構成了古代中國紀念碑性概念的一個重要維度。這座西漢都城是城市布局及其歷史發(fā)展過程基本可以被復原的第一座中國都城，而它作為一座“紀念碑式城市”（monumental city）的意義也是古代作家們公開爭論的焦點。

對長安的兩種看法

西漢長安的歷史開始于公元前202年，這一年，開國皇帝高祖建都于今天陜西南部的渭河谷地。該城的歷史結束于公元 25 年，班固在《漢書》中以令人難以忘懷的句子記述了它的終結：“民饑餓相食，死者數(shù)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fā)掘。”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分為紀12篇，主要記載西漢帝王的事跡；表8篇，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等；志10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種社會現(xiàn)象；傳70篇，主要記載各類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等。

但是，長安仍然使人們繼續(xù)顛倒沉醉了兩千年，有無數(shù)詩篇、辭賦和追憶的文字紀念其逝去的榮耀，哀悼其悲慘的毀滅。人們在荒野中尋覓它的蹤跡，希望重構它的原貌，追回其消逝了的形象。本文也屬于這種重構工作，而再次重構的嘗試，自然包含著對于以往重構的不滿足。這種不滿足應該從史學史的意義上予以理解。正如舒爾斯克（Carl E. Schorske）所云：“ 沒有人能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來觀察一座城市。人們往往通過一道感性的帷幕來形成一座城市的影像，而這道帷幕即產(chǎn)生于被個人經(jīng)驗所轉化了的傳承性文化?！比缤郧暗闹貥嫹桨?，本文中的討論也無法脫離文化和知識的影響。但是我希望，作為一個后來者，我能有一種優(yōu)勢去深入思考前人研究的前提和目標，他們思想背后的各種因素，以及那些既激發(fā)又限制著對歷史性長安進行描述的種種傳統(tǒng)規(guī)范。

帶著這種思考，我們可以區(qū)分出在研究這座古城時兩種可選擇性的基本觀點或立場。一種觀點認為，長安的誕生、成長、衰退有著特殊的原因，是一個變化中的歷史性實體；重構這座城市的目的在于追蹤其發(fā)展的全過程。另一種觀點認為，長安是其所有歷史片斷的總和，并且常常在其最后的階段呈現(xiàn)出來；觀察者根據(jù)某種文化和思想的一般性原則來描述和解釋這一綜合形象。

這兩類觀點的性質(zhì)都是回顧性的，而且在東漢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以這兩種觀念解釋長安的范例。歷史學家班固（32—92年）將以往對長安的記憶綜合為敘事性的文字；經(jīng)學家張衡（78—139年）則將班固的敘事轉換為一種靜態(tài)的描述。（雖然張衡以科學發(fā)明聞名于世，而且做過太史令；但他的知識根底是“誦《五經(jīng)》，貫六藝”。）他們的作品實際上是其個人對于長安的回憶，但隨即成為后來“歷史性”知識的兩個主要來源。他們的著作和另外一些早期文獻在新的重構中被再次分割、索引、綜合和改寫。

《文選·兩都賦》書影

班固和張衡作品的文體均為賦，這是漢代的一種重要文體，以文字絢麗、注重修辭見長。班固的《西都賦》以兩位虛構人物的對話開篇，“西都賓”代表著西漢都城長安，“東都主人”則是東漢都城洛陽的化身：

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jīng)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賓——

攄懷舊之蓄念，發(fā)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p>

西都賓的問題涉及長安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個篇章，即漢高祖定都于渭河平原的史實。正是由于這一最初的行動，才使得長安這座大都市在這一地區(qū)逐漸建立起來。據(jù)說在這一決定做出之前，在高祖新建立的宮廷中曾經(jīng)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大多數(shù)大臣和將軍傾向于定都洛陽，這是東周都城的所在地，距離西漢皇族和他們自己的老家山東也比較近。當這一觀點盛行時，高祖在洛陽建立了一個臨時宮廷。

后來有一位名叫婁敬（前3-前2世紀）的士兵設法見到高祖，劈頭問道：“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高祖承認了這一點。婁敬便指出，漢室與周室是很不相同的，因此需要認真考慮都城的位置：周人曾有幾百年和平時期的繁榮，而漢室則剛剛通過軍事征服取得天下，也必須依靠同樣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政權。婁敬認為，長安的位置和地形使其成為四海之內(nèi)最為重要的戰(zhàn)略地點。他最后說：“夫與人斗，不搤其骯，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骯而拊其背也?！痹诟咦娴闹\士張良（？—前189年）的支持下，婁敬說服了高祖。當天他便奔赴長安，這個大都市延續(xù)了200年的歷史便由此開端。

漢長安城遺址

但是，西都賓只是間接暗示到這個事件，他對“主人聞其故……乎？”這個問題并沒有立即回答。可是班固的目的達到了：通過提出這個問題，他為作品以后的鋪敘布置了一個感知的框架，引導他的讀者——東都主人所代表的東漢人——追憶長安建都的起始。他的文章中的所有內(nèi)容，包括長安的城市環(huán)境、建筑、市場以及各種活動，因此都呈現(xiàn)出“懷舊之蓄念”和“思古之幽情”——對已逝情景的回憶。這一歷時性的結構被作品中對城市歷史的敘述進一步強化。在序言之后，《西都賦》描述了長安的環(huán)境和高祖對都城位置的確定。首先介紹的主要建筑是未央宮，這也是城內(nèi)第一個被建成的皇宮。接著，

肇自高而終平，

世增飾以崇麗。

歷十二之延祚，

故窮泰而極侈。

班固似乎擔心賦體特有的華麗辭藻會弱化長安的史實性，因此他在這里暫時從迷離的文辭中脫出，以平直的敘述提醒讀者該城是從一座宮殿開始的，然后踵事增華。爾后，他緊接著介紹了西漢第二代皇帝所修建的城墻，隨后出現(xiàn)的“陵邑”，郊區(qū)城郭中活躍的社會生活，長安規(guī)模的擴展，以及第五代皇帝武帝所修建的神殿建章宮和皇家苑囿上林苑。賦的最后一節(jié)描述了長安建設的最后階段，以西都賓的一段話呼應文章的起始，從而完成了敘事的框架。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yè)。

……

若臣者，徒觀跡于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

這段結束語似乎是班固以自己的口吻說出的。讀者突然意識到西都賓那些鮮活的描寫只不過是些傳聞，賦中對于整個長安歷史的敘述全部基于“觀跡于舊墟”、“聞之乎故老”。并沒有人能夠真正地體驗和證實長安發(fā)展的全過程；虛構的西都賓實際上是這座城市留下的“記憶”的化身。是作者班固按照史學標準的年代學結構將零碎的記憶綴合成一個連續(xù)的歷史性敘述，其結果是他自己對于這座已經(jīng)消失的城市的回憶。

楊守敬（1839-1915年）對西漢長安的復原

班固在公元65年將這篇賦進獻給宮廷。大約 40 年后，張衡以同樣的主題、同樣的風格和題目寫了一篇《西京賦》。這種重復是有意的：張衡對班固的《西都賦》“薄而陋之，故更造焉”。他的這種批評態(tài)度可以解釋為何張衡給與他的作品一個全然不同的結構。盡管主題沒有變化，但是班固對于長安發(fā)展史的歷史性回顧完全消失了。張衡的賦起始于對這座城市吉祥的方位和占卜的一大段冗長的描述。根據(jù)他的說法，上天偏愛這一地區(qū)并佑護定都于此的人，因此選擇長安為都，是天數(shù)注定的：只有在上天的指引下，漢朝的開創(chuàng)者才可定都于這塊寶地。在這種神秘的氛圍中，甚至士兵婁敬也變成了傳達上天意愿的信使：

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并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干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

這種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為整篇賦奠定了一個基調(diào)，張衡隨即將班固對長安歷史發(fā)展過程的記憶重新納入一個新的構架。在這一架構中，他將長安的建設劃分為幾個孤立的類別，并按照等級次序進行了描述：（1）都城的界限，（2）宮殿，（3）城墻和郊區(qū)，（4）皇家苑囿和射獵區(qū)。他以華麗的辭藻描寫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所舉辦的射獵活動，將其作為長安奢靡生活的縮影。由此，在作品結束時他便可以把奢華的長安和自己所屬朝代的簡樸國都做一對比，以稱頌其主人東漢皇帝：

方今圣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yè)，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

漢魏洛陽城太極殿宮院西南角遺址

我們幾乎難以找到更好的例子，以顯示對一個城市如此迥然不同的歷史回顧。在古代賦的傳統(tǒng)中，在解釋層面上做出有意識的變更可以反映作者的才華。據(jù)班固自己所說，一首賦的作者應該能夠“感物造耑（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物”——話語的刺激物——可以被不同的作者共享，但是話語則必須展現(xiàn)出某個作者與眾不同的“材知”。把這一理論應用于對長安的描寫，就意味著關于這座歷史性城市的記憶必須被不斷地更新，人們對于過去的知識必須被轉化為對過去的想象。過去必須籠罩在今日的光芒之下。對回憶持續(xù)的再剪輯把往事改編為適應當下需要的新作。

在這兩篇賦中，張衡和班固通過對同一座故城的反思表述了各自對歷史的理解；也通過這種反思建立起不同的古今關系。班固是一位歷史學家，在他的眼中，長安是由一系列歷史事件組成的動態(tài)過程。他的這篇賦寫作于東早期，為東漢君主提供了前朝建都的范例。而張衡則是以“通五經(jīng)”出身，古典經(jīng)學為其作品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范式。屬于這個傳統(tǒng)的學者并不注重對歷史作年代學的疏理，而是通過注解古代圣賢遺留下來的經(jīng)典來表述歷史、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則。

不僅如此，當張衡在公元2 世紀前期開始寫作他的賦時，東漢朝廷面臨的問題已變成如何維護其統(tǒng)治。長安這座故城不再是一個歷史課題，而是被作為一個政治和理論的項目看待，它的形象和歷史必須用流行的天命學說來重新定義。這種轉向也表現(xiàn)在張衡對于長安建造過的敘述中。在他看來，這座上蒼佑護下建立的都城在其誕生之初就是一個有完整形式的“規(guī)劃過的城市”（planned city）：

天命不滔，疇敢以渝？于是量徑輪，考廣袤。經(jīng)城洫，營郭郛。

東漢洛陽城地圖

張衡這里所說的并不是歷史真實的情況：不僅高祖沒有修建城墻，而且長安從來沒有修建過“郭”。實際上，張衡這些描述的根據(jù)不是事實，而是文獻——更明確地說，是儒家經(jīng)典中有關三代古都的段落。他對上天的訴求呼應著《尚書》所載的周王開始營建周王城時說的一段話：“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彼麖娬{(diào)長安符合天界方位的說法與《詩經(jīng)》中的句子相合：“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彼麑τ陂L安規(guī)劃的詳盡敘述則幾乎是照搬《詩經(jīng)》中的另一首頌詩，該詩記述了距離長安不遠的一座先周都城開創(chuàng)的歷史：

古公亶父，

……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自西徂東，周爰執(zhí)事。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些上古時期的文字并非毫無根據(jù)。一些夏商周三代時期的城市，如 已經(jīng)發(fā)掘的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其平面均為布局對稱的矩形，說明這些城市在營建之際 經(jīng)過了統(tǒng)一規(guī)劃。但是，西漢的長安卻絕對不屬于這種“規(guī)劃的城市”，而是一座通過逐步擴展而形成的帝都。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差異會被直截了當?shù)赜涗浽谖墨I中。相反，遵循著儒家學說的經(jīng)典，生動的歷史經(jīng)驗和記憶被加以改造，以符合權威性的文字， 使得逝去的歷史只能在經(jīng)典的光輝下被理解。當東周《考工記》一文被納入《周禮》后， 這篇文字提供了對都城在文字表述和視覺表現(xiàn)兩方面共同的準則：

匠人營國， 方九里， 旁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周禮》是一部爭議性甚高的經(jīng)典，傳統(tǒng)說的「周公致太平」之書，當然已不再可信；民初疑古學派所謂的劉歆遍偽群經(jīng)的說法，也經(jīng)不起嚴格的學術檢驗?，F(xiàn)在比較可以接受的學界通說，《周禮》大致成書于戰(zhàn)國時代，固然是一部「烏托邦」式的理想建構，卻也反映了先秦歷史的繁復面貌。從某個角度來看，《周禮》仍是認識先秦社會諸面相的一大寶庫。

從公元3世紀起，這段簡短的文字成為所有中國都城的藍圖。但在此之前的東漢時期，這段 文字為張衡之類的學者所提供的是一個“ 理想都城”的形象以及描寫這樣一座城市的方法。如圖所示，這座“理想都城”顯示為從空中某個假想點俯視所見的平面圖像。

東周文獻《考工記》所載理想化的周王都平面圖

這種特殊描繪方式的長處是可以完整地展示出這種城市的經(jīng)典性——完美的長方形外形、對稱的城門、規(guī)整的街道、排列有序的廟堂。將這張圖翻譯為文字，敘述的順序從城市的外輪廓開始，然后是城市內(nèi)部的空間劃分以及各個部分——這種次序隨之被認為是該城市建造的實際工序?；谶@種“理想都城”的話語，張衡重新勾畫出長的圖像，重新書寫了它的歷史。他筆下的長安不再是一部編年史的主角，也無所謂成長或衰落。根據(jù)他的想象，就像上古君王一樣，漢帝國英明的開創(chuàng)者首先籌劃了其都城神圣的位置，確定四方，構筑城市的兩重城墻，開挖城壕。當這些總體性工程結束后，他才在空曠的輪廓內(nèi)加進了諸如宮殿、街道及其他房屋等建筑。通過這樣的敘述，張衡用他的文字重建了長安。

未央宮前殿遺址

班固和張衡對長安的描寫都是基于當時的思想習慣而做的回顧式重構。然而，對于班固來說，被回憶和重構的不僅是歷史事件，而且包括了其歷史次序；而張衡的作品則根據(jù)了一種抽去時間概念的模型，將記憶組織進經(jīng)學的空間。這兩種重構的主題因此有著根本區(qū)別：班固的目的在于闡明長安發(fā)展演變的歷史；張衡則專注于長安永恒的形象。這兩種觀點可以分別稱為“歷史性” 觀點 和“經(jīng)典性” 觀點。二者后來都被對長安的各種重構所采納，但是“經(jīng)典性”觀點卻占據(jù)了主流。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對于后來的觀察者來說，長安的面貌總是以它最后的和總體形象代表的。城市漫長的進化軌跡已變得模糊不清，但是建筑的遺跡卻清晰可辨，并且混在了一起。歷歷在目的殘垣斷壁以及宮殿廢墟，似乎在證明以往一個“完整城市”的界限和組成部分。如宋代以來許多關于長安的總圖所示，重構長安的種種努力一直被該城的一個單一和終結的形象所控制，總是把城墻、 城門、宮殿、苑囿以及其他各種建筑綜合在一起。即使是最具“ 歷史性” 的重構，也僅僅是將修造時間和其他歷史信息作為第二級內(nèi)容添加在這種綜合地圖中的各個建筑旁邊。

李好文（14世紀）對西漢長安的復原

以文字對長安的重構采取了同樣的辦法：城市的各項內(nèi)容被劃分為幾大類（城墻、城門、宮殿、苑囿、禮制建筑和陵墓），按照等級次序加以描述，只是在注釋中才引用歷史材料來說明各個建筑的緣起。在這種格式中，“經(jīng)” 和“史” 以一種特殊方式結合在一起：歷史材料的作用是對儒家經(jīng)典思維方式作出闡釋和補充。

本文摘自巫鴻所著《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end

書名：《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

作者：鄭巖

繪者：鄭琹語

策劃出品：活字文化

出版：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19.7

裝幀：精裝

售價：68元

本書是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教授鄭巖父女默契合作的極簡中國美術史。

一頁手繪水彩文物，一頁鏡頭般優(yōu)美的文字，描繪近一百件具有代表性的國寶級文物，直觀、準確地表現(xiàn)國寶級文物的氣韻之美與細部之美，勾勒出六千年來中國文明發(fā)展的迷人圖景。

它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美術考古著作，重點不在對古物面面俱到的研究與欣賞，而是通過帶有個人溫度的文字，以使用者和創(chuàng)作者的視角，細膩還原一件器物背后的人和故事。歷史是一出大戲，一件小小的道具也令人蕩氣回腸。

長按關注活字文化

Hash:e13f08815e29a10360537f9764dd47e8b86680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