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時13天的咸豐定陵規(guī)制之爭,探秘清朝皇陵格局的傳承與革新

1861年(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31歲的清文宗咸豐皇帝駕崩于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而此時,距離他的皇陵工程開工已有兩個年頭(1859年四月十三動工)。按照常理,咸豐的萬年吉地應該已然初具規(guī)模,但如同他的吉地選址幾經(jīng)周折一般,皇陵的營建也并非一帆風順。所以,直到1865年(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二,咸豐及發(fā)妻孝德皇后薩克達氏才葬入了定陵地宮之中。

那么,當中究竟發(fā)生了何事,會讓咸豐的定陵營建產(chǎn)生拖沓延遲的現(xiàn)象?可能有人會說,咸豐同治時期正逢內(nèi)亂外患不斷,國庫入不敷出頻現(xiàn)赤字。經(jīng)濟方面的缺陷固然是影響定陵工程拖沓完工的一方面,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一場時隔13天的規(guī)制之爭,為此還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研討會,參與人員上到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下到九卿翰詹科道,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咸豐帝畫像

清朝皇陵規(guī)制標準淺析

此次爭議的核心,就是咸豐皇陵規(guī)制該何去何從的問題。而說到規(guī)制,在此先為大家普及一下清朝皇陵的標準規(guī)制到底是什么樣的。從大范圍上來看,在漫漫歷史長河當中,相較各朝各代的皇陵,清朝的皇陵不僅有帝陵和后陵,還有獨立的妃園寢,不但顯得更為完備豐富,而且更能體現(xiàn)尊卑有別。

而從整個清朝小范圍來看,標準的帝陵規(guī)制應當分為兩大塊。第一大塊就是前導區(qū),在這個區(qū)域中,以非主陵的帝陵(主陵增加石牌坊、大紅門)為例,包含圣德神功碑亭(功德碑)、神路橋、石像生、龍鳳門(牌樓門)等建筑;而第二大板塊就是陵宮區(qū),也就是整個帝陵的主體部分,在這個區(qū)域當中,又分為前朝和后寢兩小塊。其中前朝部分包含隆恩殿、東西配殿以及隆恩門,主要用于拜謁和祭祀。而后寢部分,包含陵寢門、二柱門、石五供、方城、明樓、寶城、寶頂、地宮等建筑,顧名思義是皇帝及與之合葬的后妃們百年后安身之所。

標準規(guī)制的乾隆裕陵

別出心裁的道光與絞盡腦汁的咸豐

既然有祖輩們所定之標準,直接照做便好,為何咸豐的皇陵還會面臨無法確定規(guī)制的窘境。原來,這一切都要“歸功”于咸豐父親道光當年的“別出心裁”。可能在大多數(shù)人的眼中,對于道光帝的印象往往是力倡節(jié)儉,穿著補丁落補丁的衣服。但他也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總會時不時有一些新奇出乎意料的想法。

至朕孫纘承統(tǒng)緒時,其吉地又當建在東陵界內(nèi)。承承繼繼各依昭穆次序迭分東西,且遵化易州山川深邃靈秀所鐘,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處另為選擇,有妨小民田產(chǎn),實為萬世良法,我子孫惟當恪遵朕旨。

就拿慕陵選址這個事來說,在他繼位的第一年的四月(1821),因為思念發(fā)妻孝穆皇后鈕祜祿氏,便命人前往京師西郊安葬鈕祜祿氏的王佐村相度吉地,完全忘了祖父乾隆所定的“亦可不必于他處另為選擇”的祖制,后經(jīng)過大臣們的苦勸這才作罷。按照“昭穆制度”命人前往東陵卜擇吉地,最終繞斗峪(改名為寶華峪)中選,但寶華峪陵寢在建成1年后,因為滲水被道光廢棄,轉而放棄東陵前往西陵甚至更遠的地方卜擇。終于在1831年(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確定西陵境內(nèi)的龍泉峪作為自己的吉地新址,也就是后來的慕陵。但如此一來,相當于再度違背了乾隆的祖制。

道光帝慕陵寶頂(圓形)

就是因為道光如此別出心裁,卻愁壞了他的繼任者咸豐。按照正常的流程,在新帝繼位之初,便應該為自己百年后的葬所有所安排。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咸豐先得解決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那就是自己該葬在東陵還是西陵,是按照曾祖乾隆所定的昭穆制度還是按照父親道光打亂后的重新排?這件事情困擾了咸豐足足半年之久,最終在1851年(咸豐元年)九月,他決定跟著自己的心走,命人在東西二陵都選。

諭軍機大臣等,昨面諭定郡王載銓、工部右侍郎彭蘊章、內(nèi)務府大臣基溥相度萬年吉地。聞陸應榖于地理之學,素所講求,本日已明降諭旨,令該撫來京陛見。陸應榖接奉此旨,交卸后即行來京。協(xié)同載銓等,詳細相度。并著延訪江西紳民中,精曉堪輿者一二人,帶同進京,以資商酌將此諭令知之。

從1851年到1854年,咸豐先后派出去三撥人前往查勘(第一撥:定郡王載銓、工部右侍郎彭蘊章、內(nèi)務府大臣基溥、江西巡撫陸應榖;第二撥:文華殿大學士裕誠、禮部尚書奕湘;第三撥:吏部尚書柏葰、江西巡撫陸應榖),其中在1852年(咸豐二年)二月底和九月中旬,咸豐更是親自前往幾個備選地方進行閱視,足以見得他對此事的重視程度。最終在堪輿能手陸應榖的兩度建議下,咸豐欽定了東陵境內(nèi)的平安峪(也是咸豐親自閱視過后最滿意之地)作為自己未來的兆葬之所。

咸豐定陵鳥瞰

一場聲勢浩大的定陵規(guī)制之爭

定陵的選址歷時4年,費了不少周折。而皇陵的營建,亦存在不少阻力。當然,這一阻力還是出在了道光皇帝的身上,而引發(fā)這條阻力的導火索,便是時為工部右侍郎的宋晉于1861年(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所上的一道折子。此時咸豐帝已去世五個多月,繼位的同治帝年僅6歲,還是個孩子,所以折子直接呈給了垂簾聽政的兩宮太后手中。

癸酉,諭內(nèi)閣,宋晉奏,慕陵規(guī)制,樸實儉約,萬古可法?,F(xiàn)在定陵工程,可否仿照辦理一摺,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謹會同妥議具奏。

折子的內(nèi)容,旨在請求兩宮太后可以允準咸豐帝平安峪陵寢以“慕陵規(guī)制萬古可法”為由,從而“仿照辦理”。宋晉為何對道光帝的慕陵如此推崇,還說是萬古可法。其實,按照嚴格意義上來說,在此之前,真正符合帝陵規(guī)制標準的有五座:順康雍乾嘉(孝景泰裕昌)。別出心裁的道光帝不僅將昭穆次序打破,還把龍泉峪的慕陵規(guī)制改得“面目全非”。在東陵的寶華峪之時,還有方城明樓石像生,但到了龍泉峪(慕陵),這三項統(tǒng)統(tǒng)取消,而且不設圣德神功碑(自此成為絕唱)、二柱門,隆恩殿由重檐改為單檐,寶頂不僅改為圓形而且地宮之內(nèi)皇帝標準規(guī)格的九券四門都變成了四券二門(皇后陵都得五券二門)。

宋晉所奏“仿慕陵而建定陵”之折

以上諸多修改,都體現(xiàn)了道光力行節(jié)儉的風格,并且字里行間也希望后輩子孫可以將此美德發(fā)揚光大。而宋晉雖然官階不高,但由于其長期負責皇陵工程事務,所以對于各代陵寢規(guī)制了如指掌,一方面因為對道光帝個人的無上崇拜,另一方面有道光留下的希冀,所以宋晉才會提出“仿慕陵以建定陵”的建議。

諭內(nèi)閣、前因宋晉奏、慕陵規(guī)制。萬古可法。定陵工程??煞穹抡辙k理一摺。當經(jīng)諭令王大臣等敬謹妥議具奏。茲據(jù)禮親王世鐸等奏稱、宣宗圣德神功。巍煥千古。而于陵寢規(guī)模。務從儉樸。制作盡善。洵為萬世不易之規(guī)。該侍郎奏請定陵工程。仿照辦理。意在紹休法祖。所奏不為無見。

對于宋侍郎的想法,兩宮太后并未直接表態(tài),而是將其交給“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謹會同妥議具奏”,13天后,以禮親王世鐸(禮烈親王代善九世孫)為首的合議團向慈禧交出了合議之后的意見,這份回復的折子采用欲抑先揚的方式,先將宋晉的想法好好地夸了一遍,“酌理準情,所奏不為無見”。但馬上畫風一轉,提出了三條不能仿照慕陵規(guī)制的理由:

禮親王世鐸等合議結果以及兩宮太后懿旨

惟現(xiàn)在定陵工程,大局已定。若勉強仿照慕陵辦理,則所備木石工料等項,一切均須變更,既多窒礙,轉恐稽遲等語。敬惟陵寢規(guī)模,本系遵照成憲。而宣宗制作之精心,有超越于尋常成例之外者。使該侍郎當皇考卜吉之時,早建斯議,則經(jīng)營伊始,圣心當自有權衡。今工程大局已定,若另行辦理,勢必棄漸就之規(guī)模,為從新之創(chuàng)造。該王大臣等所議,實系準情酌理,詢謀僉同,自應俯允所請。著仍遵現(xiàn)在成規(guī),迅速恭辦,以期山陵及早奉安,用承妥侑。

第一,建議時機延誤。如果在先帝(咸豐)尚在世初定陵址之時,提這個想法,那很有可能先帝就聽從了;第二,定陵規(guī)制大局已定。按照嘉慶昌陵之前的祖制,在此時定陵規(guī)制已經(jīng)基本成定局。諸如慕陵當中所沒有的石像生、明樓等,雖然沒有全部建好,但有的已打地基,有的已經(jīng)開始陸續(xù)開工;第三,臨時變更會更加繁瑣從而延誤工期。這一點也是合議團最有力的論據(jù),在現(xiàn)有的規(guī)模初成的定陵,臨時要效仿慕陵來改,勢必會將所有的預估數(shù)據(jù)打亂重組,從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以致最后工期的延誤。

世鐸等人“殺傷力十足”的折子,卻讓兩宮太后大為認同。認同的結果就是很痛快地做出了最終的決定“諸王大臣所議,實系準情酌理,洵謀僉同,自應俯允所請。”畢竟從咸豐帝的角度來考慮,已經(jīng)在外暫安了將近半年,孝德皇后更是在外暫安已長達11年之久。定陵工程理應“迅速恭辦,以期山陵及早奉安,用承妥佑”。所以,這次長達13天的大討論,最終以宋晉的失敗而告終。

慈禧

雖然合議的結果是加快辦理,但定陵真正完工已到了1865年(同治四年)。雖然宋晉在規(guī)制之爭當中失敗了,但根據(jù)定陵后來營建的實際情況來看,還是在一些地方效仿了慕陵的規(guī)制。

在規(guī)制上,定陵建有方城明樓、九券四門地宮、5對石像生等,都是對前五座皇陵(順康雍乾嘉)的良好傳承,而在此基礎上,定陵也依照道光的慕陵裁撤了圣德神功碑亭、二柱門等建筑,而且在兩者兼?zhèn)涞那疤嵯?,定陵還擁有自己獨創(chuàng)的地方,與慕陵隆恩殿以及月臺四周均無石欄桿、傳統(tǒng)規(guī)制四周都要環(huán)繞石欄桿所不同,定陵采取折中的辦法,月臺前方和兩側建欄桿、隆恩殿只前方設石欄桿。而且在定陵方城前的疆礤,也與以往不同,增加了兩側的石欄桿還有別具一格的疊落月臺將疆礤分為兩半,可以讓行走累了的人中途在這個緩步平臺休息調(diào)整。

咸豐定陵石五供、方城(兩邊有石欄桿)、明樓

史海君說:

之后的同治惠陵和光緒崇陵,也都基本仿照了定陵的規(guī)制。所以,總得來說,定陵對于整個清朝的皇陵體系而言,既有傳承也有創(chuàng)新又有后世沿襲。正如同雍正帝對于康乾盛世一般,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定陵在承修陣容上也是堪稱清朝之最的。在之前的文章中,講到過昌陵功德碑亭的承修陣容最為豪華,而對于整個帝陵工程來說,定陵的7人團隊當屬第一。不僅在數(shù)量上霸居榜首,而且7人當中,有兩位還是世襲罔替的親王(怡親王載垣【怡賢親王胤祥五世孫】、鄭親王端華【鄭獻親王濟爾哈朗七世孫】,清朝十二大鐵帽子王之二)。

而且,關于皇陵建造所需的費用方面,當時面臨的是財力吃緊的困境,而正是因為這樣,才會讓諸位承修大臣竭盡全力去想辦法省錢。規(guī)制的縮減自然是一個方法,但效果遠遠沒有道光帝當年廢棄的寶華峪陵寢舊料來得實際。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光從寶華峪引用的大件青白石數(shù)量就高達65件,占用定陵所有青白石料比例將近三分之一。小料占據(jù)定陵所需四分之一,加之引用舊磚數(shù)量達60余萬塊,整體上共計為定陵節(jié)省19萬6234兩1錢7分,此舉大大緩解了當時財政困難的難題。

乾隆裕陵石五供、方城(兩邊無)、明樓

相對于道光帝的三定皇陵,咸豐的定陵在一眾承修大臣的努力之下,雖然表面看似引用舊料有損顏面,但實為從實際出發(fā)而應對之舉,而且就實際效果來看確實省了不少錢(實際營修需用313萬4547兩1錢2分2厘)。所以單就這一點,就要比道光帝廢東陵而遷西陵好很多,而他也萬萬沒想到,曾經(jīng)廢棄的磚石料,在20多年后還能在兒子咸豐的陵寢當中派上用場。

參考資料:

《陵寢易知》

《定陵工程黃冊》

《昌瑞山萬年統(tǒng)志》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清宣宗實錄》、《清文宗實錄》、《清穆宗實錄》

趙爾巽《清史稿.宣宗本紀》、《清史稿.文宗本紀》、《清史稿.穆宗本紀》、《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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