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家挖出一“木簡”，神奇躲過日軍封查，被列入“四大發(fā)現(xiàn)”
1930年，由中國和瑞典共同組成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來到大西北的居延進行考古作業(yè)，重點是對古人生活的遺跡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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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瑞典一考古學家的一支鋼筆落在了地上，當他俯下身子撿鋼筆的時候，卻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枚圈形方孔的銅錢。他 “見錢眼開”，于是開始四下尋找，企圖發(fā)現(xiàn)更多的銅錢。于是挖掘工作很快就開始了。不過，他并沒有發(fā)現(xiàn)更多的銅錢，卻發(fā)現(xiàn)了一枚窄窄的木簡，而且木簡上面還有一些文字。這個意外的發(fā)現(xiàn)讓考古學家們激動不已，于是加倍努力地搜尋。居延漢簡就這樣呈現(xiàn)在了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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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被發(fā)現(xiàn)以后，被運回了北京，存放在北京大學的文科研究院里。不過，這批居延漢簡并沒有在北京存放太久，因為這時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
日軍占領北京城以后，控制了居延漢簡。眼看這批漢簡就要流失，北京大學的助教沈仲章站了出來。沈仲章深知這些簡牘的重大價值，于是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留在了北京城，想將簡牘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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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日本人的換防規(guī)律，沈仲章等人趁著夜幕巧妙地溜進存放漢簡的庫房，然后用事先備好的麻袋裝起簡牘，并撬開窗戶背了出來。他們花掉了四個夜晚，終于把這些寶貴的漢簡全部轉移到北長街的一個小廟內。不過這也只是權宜之計，因為沈仲章的打算是要把它們帶到上海。
然而，日軍發(fā)現(xiàn)居延漢簡不見了以后，在城內展開了瘋狂搜查，各交通要道都嚴密盤查。日軍的搜捕行動，讓沈仲章把簡牘運到上海的計劃化成了泡影。最后，沈仲章借助一家瑞土商行，才終于將這批簡牘托運到天津。沈仲章又輾轉將其轉移到了香港，存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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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香港也不是居延漢簡的久居之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香港遭受到了日軍的狂轟亂，居延漢簡再一次陷入了危境之中。
居延漢簡還需要再一次轉移，轉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后來在胡適先生的幫助下，居延漢簡從香港大學里運出來，于1941年漂洋過海，終被運送到了美國華盛頓，暫存于國會圖書館中，避免了被毀滅的命運。在這以后，居延漢簡在國會圖書館里安然度過了數(shù)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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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抗戰(zhàn)結束后，胡適才找到機會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交涉，將這批稀世珍寶運回國家，存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居延簡牘至此才結束了長達15年的漂泊生涯。
1976年間，考古隊再一次出發(fā)去居延考古。與1930年發(fā)掘居延漢簡相比，這次考察的范圍要廣得多，重點發(fā)掘的遺址全部嚴格按照考古規(guī)范進行。結果在這45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考古學家們發(fā)現(xiàn)了各式各樣的簡牘，有一些是文書，有一些則是儲存的檔案，還有一些木簡與雜草混在一起，看來是要預備將其作為柴火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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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新發(fā)現(xiàn)的居延漢簡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就是以成冊的公文居多。據(jù)初步統(tǒng)計，成冊公文有340多個，其中完整的有46冊，不夠完整的有218冊，殘缺較深的有80多冊。特別是在甲渠侯官衙第22號房舍遺址，面積不足6平方米，考古學家們卻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極具價值的900枚木簡，而這些木簡包括了從王莽天風到建武初年間約40余冊公文冊，而且這些公文冊完整或基本完整，著實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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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據(jù)此判斷，
考古學家據(jù)此判斷，甲渠侯官衙第22號房舍遺址應為當時的檔案室，否則就難以合理地解釋此地為什么會如此集中地保留這么多的公文冊。這次集中考察，為期4年，共發(fā)掘出兩萬余枚漢簡，令考古學家震驚不已，要知道如此龐大的數(shù)量在全世界范圍內也是異常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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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延漢簡憑借其豐富的內容與極高的歷史價值，與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殷墟甲骨文、故宮明清檔案并稱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四大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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