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三禮”家世考述

“袁氏三禮”專指袁復(fù)禮、袁同禮和袁敦禮兄弟，這一說法較早見于 1930 年代初。1933 年考入北京大學的郭文魁，入學后不久便對“宋氏有三齡，袁氏有三禮”說法有所耳聞。1965年2月，袁同禮去世后，臺北舉辦的紀念活動也使用過類似“袁氏三禮”的說法。郭文魁初聞“袁氏三禮”大名時，正逢袁氏兄弟聲名鵲起。1933年，袁復(fù)禮已結(jié)束轟動學術(shù)界的“西北科學考察”之行返回北平，袁同禮則在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袁敦禮是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主任。1930 年代聲光初現(xiàn)的袁氏三兄弟，原是仕宦舊家子弟，后來分別在近代中國的地質(zhì)學、圖書館和體育事業(yè)中成為先驅(qū)人物。從舊家子弟到近代新職業(yè)的先驅(qū)人物，不僅是袁氏兄弟的人生巨變，也是近代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家世的發(fā)展演變，則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學界尚無專文討論“袁氏三禮”的家世。本文考述袁家祖上捐班出仕，移居京師及交誼情況，闡釋清季徙居城市對袁氏兄弟自幼接觸近代文明的有利影響。

一、“袁氏三禮”

“袁氏三禮”祖籍直隸安肅(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qū))孤莊營村。安肅袁氏，始遷祖大公，原籍山東萊州。明初隨成祖靖難，后屯于安肅“北五里永清衛(wèi)白塔屯孤莊營”，遂世為安肅人。清季，袁家祖上均曾出仕，后舉家徙居北京。因此，“袁氏三禮”均生于北京祖宅，獲得了自幼親近城市文明的有利條件?！霸先Y”以復(fù)禮最長，他與同禮為同胞兄弟，敦禮是二人的堂弟。

袁復(fù)禮(1893—1987)，字希淵，地質(zhì)學家和我國第四紀地質(zhì)學奠基人。1893 年12 月31 日生于北京南橫街祖宅，在袁家排行第二。他是袁家的第一個留學生，1915年8月，成為清華學校第6批庚款留美學生，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地學系，獲學士、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因母親病重，他于1921年11月提前回國，在農(nóng)商部地質(zhì)調(diào)查所任技師。翌年，與翁文灝等創(chuàng)立中國地質(zhì)學會，任《中國地質(zhì)學會志》編輯。1927—1932 年，參加中國和瑞典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任中方代理團長3年，在新疆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推翻天山東路無動物化石的假說，轟動學術(shù)界，獲得瑞典頒發(fā)的“北星勛章”。他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擔任清華大學地學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為北京地質(zhì)學院(今中國地質(zhì)大學)教授。前后從事地質(zhì)教育60年，培養(yǎng)了幾代優(yōu)秀地質(zhì)學家。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

袁同禮(1895—1965)，字守和，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yè)的奠基人，被學界譽為“中國圖書館學的祭酒”、“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qū)”。他在袁家排行第三，1895 年 3 月 23 日生于北京南橫街祖宅。1904 年，與四弟敦禮就讀于祖宅附近的畿輔小學。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學預(yù)科。1916 年入職清華學校圖書館。1920 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阿爾班拿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New YorkState Library School in Albany)圖書館學士學位(B. L. S. degree)。1924 年秋回國，任教北京大學。1929—1948 年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推動了該館走向世界的近代化進程。赴美定居后，撰有《西文漢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等目錄學巨著。

袁同禮 1949 年赴美定居后，長期成為內(nèi)地學界的“失蹤者”?！霸先Y”說也變?yōu)橹M莫如深的話題。1993 年，郭文魁重提“袁氏三禮”，距他聽聞此說的 1933 年，已過去一個甲子。當時，適逢袁復(fù)禮“百年誕辰”，國內(nèi)逐漸開放的袁同禮研究，也為“袁氏三禮”的重現(xiàn)提供了學術(shù)大環(huán)境。

袁敦禮(1895—1968)，字志仁(子仁)，我國體育教育的奠基人。他在袁家排行第四，1895 年10月生于北京南橫街祖宅。敦禮與三哥同禮年齡相仿，幼時共讀于祖宅附近的畿輔小學堂。1913 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1917 年，留校任體育科秘書兼翻譯。同年，在高師率先創(chuàng)辦體育專修科，體育與文化科并重，培養(yǎng)了王耀東等優(yōu)秀體育人才。1921 年，當選為全國業(yè)余運動會(后改名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會計，并長期擔任該會理事。1923 年，當選全國體育研究會會長。同年，赴美留學，先后獲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理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Teachers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碩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碩士等學位，被聘為美國體育學會特別通訊員，有“中國未來體育史的創(chuàng)造者”之譽。1927年回國后，參與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創(chuàng)建，并長期在該校任教，先后任系主任，校教務(wù)長，使該系聲聞鵲起，享譽國內(nèi)外?？箲?zhàn)內(nèi)遷時，任西北聯(lián)合大學體育系主任。復(fù)員后，任北平師范大學校長。1948年，與董守義首次提出中國舉辦奧運會的設(shè)想。新中國成立后，籌建蘭州體育學院，任副院長，該院撤銷后，任甘肅師范大學副校長兼體育系主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委員、甘肅省政協(xié)常委。1965 年應(yīng)邀到中南海，獲周總理單獨接見。

敦禮是復(fù)禮和同禮的堂弟，三人祖父袁廷彥為監(jiān)生，曾祖父袁繩武是廩員，清季均曾出仕，這是袁家由地方移居京師發(fā)展的重要轉(zhuǎn)機。

二、曾祖袁繩武移居京師

袁氏曾祖繩武(1819—1880)，字鏡堂(靜塘、鏡塘)，直隸安肅人，廩貢生，同治初做過山西高平知縣，光緒初做過福建邵武知府。咸豐四年(1854)十月，袁繩武升任高平知縣，引見時的履歷上說: 袁繩武，直隸保定府安肅縣廩貢，年三十六歲，由光祿寺署正，遵籌餉例，捐知縣，雙月選用，捐免遠省，捐入近省。今簽掣山西澤州府高平縣知縣缺。履歷所示，袁繩武以廩貢生入仕，在光祿寺署正(從七品任上捐納知縣。知縣歷來為親民之官。清季軍興費廣，當時太平軍正方興未艾，清政府為籌措軍費，廣開捐納之門，官員的流品遂雜遂濫，親民官自不能例外，論者無不扼腕痛惜。袁繩武以廩貢入仕，出身已非科甲正途，又以入貲授知縣，是名副其實的“雜流”，但流品雜并不代表行止亦濫。

袁繩武于咸豐五年到任，九年離職。同治《高平縣志》云:“乾隆以前，良能之吏猶有紀者，后則寥寥無聞焉?！彼诟咂娇h的 4 年任內(nèi)，雖“寥寥無聞”，但任期不僅超過乾隆以降的平均任期2.2年，在咸豐朝 8 任知縣中，也高居榜首。相對較詳?shù)恼冇涗涳@示“知縣加一級”，無疑算有政聲。

任滿高平知縣之后，袁繩武按照當時流行的辦法，捐選了知府。從知縣到知府，他共用了 6 年時間。這期間，袁家經(jīng)歷了一次重大變故。同治四年(1865)二月，引見履歷上記錄他捐選知府的情況云，“前任高平知縣(袁繩武———引者注)，遵籌餉例，捐知府，雙單月選用。前經(jīng)服滿，母老告近，原選貴州石阡知府，系屬遠缺，應(yīng)以近省改選。今簽掣河南陳州知府”。在捐選貴州石阡知府之前，他曾有一段家居讀禮的日子。

在陳州知府 4 年任內(nèi)，除“知府加一級”外，他留下的記錄寥寥無聞。同治六年新年里，他在當?shù)刂]見了正從辦發(fā)捻中抽身而退的曾國藩(1811—1862)，但并沒有給后者留下深刻印象。57歲的曾國藩僅在日記中記下了49歲的袁繩武的出身和籍貫，“袁繩武，號鏡堂，捐班，直隸人”。相對于中進士、點翰林、又以挽半壁河山的軍功拜官封侯的曾國藩，捐班出身的知府，無疑渺小很多。照當日官場禮儀，文正公官尊，且年長近10歲，見面形式，大概是他坐著，袁氏站著回話，即“坐見者一次”。從后來的仕途上看，這次見面并未給袁繩武帶來多大影響。

同治十一年五月，袁繩武“親老事畢”，奉旨“不必坐補(陳州———引者注)原缺”，重新排班候選。光緒元年(1875)五月，“簽掣福建邵武知府”，同年赴任，四年離職。卸任高平知縣時，袁繩武已經(jīng)年過不惑，在19年的捐班知府宦海里，可以預(yù)期者，大概是“惟有霜鬢來如期”了。從“親老事畢”到重新排班候選，再到邵武知府任滿，慈母在堂，則又是袁繩武年近六旬時最可引以為慰的。

福建邵武地處閩贛交界，十余年前曾是太平軍和清軍廝殺的四戰(zhàn)之地，“往返蹂躪，嶺內(nèi)如建昌各屬，嶺外如邵、汀各屬，邑井蕭條，百物蕩盡”，“疾疫流行，居民鮮少”。十余年后，袁繩武在邵武知府任內(nèi)，重修過育嬰堂，革弊過當?shù)鼗樗?，巡撫密繕考評曰“老成練達”，朝旨“知府加一級”。據(jù)他頒行的敦風厚俗禁碑碑文所載，當?shù)鼗樗變H迎娶日內(nèi)“箝盤”一項，男家辦酒席，用大錫盆盛肉十斤八斤，“女眷一人吃一席，又須送一席，名為箝盤”。奢靡之風，可見一斑。傳統(tǒng)社會崇尚節(jié)儉，素有儉以養(yǎng)德、惜福養(yǎng)身的觀念。袁繩武敦風厚俗，旨在節(jié)用。禁碑所云，男家辦嫁妝酒席“只準用中席，不得過四桌，每桌不得過四器，貧戶不必辦”;女家女兒出閣所送“三日湯等，一概革除”：婚嫁辦廚、幫雜、扶新人等花紅“只準男女兩家各給喜錢數(shù)百文，不準再有花紅名目，任意勒索”等，愛惜物力、節(jié)省食用之意尤切，而裕久遠之意也蘊藏其中。民國時，興起改良舊俗的運動，邵武邑人追述其事，作甘棠之思云:邵武舊婚俗，名目繁多，“尤以女家至男家會親，最為奢靡，一人一興，一人一席，酒筵犒賞，夸多斗靡，有不備，深以為恥，只圖一時闊綽，不顧將來貧窮。風俗之壞，莫此為甚，嗣經(jīng)官廳禁止(禁碑附后)，此風已革，現(xiàn)在文明結(jié)婚，最為簡便”。此風已革的敘述，雖或未必確然，但袁繩武的努力，屬于近代風俗改良中的一次有益積累則無疑。

知府任滿，袁繩武又捐升道臺，于光緒五年十一月以“花翎三品銜分發(fā)江蘇試用”。道臺一缺，實授與否，不得而知，但翌年十月，袁家就傳出他病故的訃音，享年六十有二。袁繩武育有一子一女。

清季廣開捐納之路，固然出于各種財政壓力，也未嘗沒有“搜羅異途人才，補科目所不及”的用意，但流弊既多，必然會惡紫奪朱而不能禁，搜羅人才于科甲之外的用意，也容易被各種形格勢禁所弱化，甚至湮沒。雖然如此，當日異途登進的人員，不乏能員干吏，并能與正途登進人員相互夾持，保持良好關(guān)系。如曾國藩的入室弟子黎庶昌(1837—1896)，“以廩貢生授知縣”，為清季杰出的使臣，他與楊守敬(1839—1915)精刻的《古逸叢書》，更是嘉惠士林，并成為近代中國搶救古籍的嚆矢。同樣為廩貢生出身的丁日昌(1823—1882)，“以廩貢生治鄉(xiāng)團”，“參曾國藩戎幕”，身膺疆寄，是清季有數(shù)的能員干吏(他也是密繕考評袁繩武邵武知府“老成練達”的那位巡撫)。他的持靜齋藏書，以其多得之于上海郁萬枝宜稼堂，并與仁和朱修伯結(jié)一廬、長沙袁漱六臥雪廬雄視東南。上述幾人，黎庶昌、丁日昌而外，其余諸人皆由正途登進，臥雪廬主人還是曾國藩的兒女親家。后來科甲出身的張元濟(1867—1959)辦商務(wù)，構(gòu)涵芬樓，編《續(xù)古逸叢書》，不僅接續(xù)了黎庶昌的搶救古籍事業(yè)，也為丁日昌持靜齋的大部分藏書找到了歸宿。這是袁同禮后來辦圖書館的人文大背景。異途登進和科甲正途人員之間不問出身、前后相續(xù)的合作，是清季官員出身有清濁，事業(yè)并非涇渭分明的真實寫照，也是兩千年來中國社會尚賢傳統(tǒng)的延續(xù)。

同為廩貢出身的袁繩武，與黎、丁二氏相比，自然平凡許多，但在尚賢勝于論出身的傳統(tǒng)里，他也有嚶鳴求友的渠道。他是李鴻藻的日記和私人函牘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人物。袁家和李家的交誼，遠不止此。據(jù)李宗侗介紹，袁李兩家既是姻親，又是近鄰。袁繩武的女兒嫁給李鴻藻的長子李兆瀛(仙洲)。袁家在袁繩武時，舉家移居北平南橫街，與李家所住繩匠胡同甚近。只可惜李仙洲剛剛20歲出頭就病故了。李鴻藻慘遭“五十歲后喪獨子”之痛；袁家女兒則寡居謹奉姑舅，30年后，出京避庚子之難，她又差一點“跳河自盡”。袁繩武如何與李鴻藻訂交，已難考證。李鴻藻的年譜內(nèi)，二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咸豐五年，李氏由山西副考官返京途中，當時袁繩武為山西高平知縣。而李鴻藻早有表親在袁氏老家直隸安肅，庚申之難時，李家曾避難于此，次子也出生于此，其時李鴻藻剛到上書房授大阿哥(后來的同治帝)讀書。與李鴻藻的交誼，是袁繩武由從七品的光祿寺署正，一路捐升至三品銜道臺的宦海歲月里，嚶鳴求友的一段慰藉，尤其是同治年間，李鴻藻從弘德殿散直回家后，幾乎每天都有兩人相聚的記載。

袁繩武的一生，是清季平凡奉職官員的一個寫照。他以曾親見中興名臣的豐儀，又與帝師結(jié)為通家之好，與一般官吏微有區(qū)別，同時也因非科甲，無軍功，既不辦洋務(wù)，也沒引進西學，而區(qū)分不著。他的官聲并不顯耀，只有細細琢磨，才能推求一二。清季官吏，像他這樣幽光湮郁、奉職無聞?wù)撸笥腥嗽?。正是這樣一類似無可道的官員群體，在擁擠冗濫的仕路上構(gòu)成了一道深沉的底色。民國初年的學者追述這一群體的潛德，為之發(fā)言吐氣云:中華賢哲，其姓氏不顯者，殆可以數(shù)計，而豎子成名，震耀于庸俗耳目者何限，看朱成碧，逐影吠聲，中華之所以衰者，意在斯乎! 而無數(shù)之君子，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又中華之所以危而

不亡者也。

就袁家而言，袁繩武舉家移居京師，與帝師結(jié)姻，為袁家子孫拓寬了巨大的成學機會。舉家移居京師，從近代社會的城鄉(xiāng)變遷上看，無疑是袁家發(fā)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傳統(tǒng)中國以農(nóng)業(yè)立國，國家稅賦的主要部分來自農(nóng)業(yè)，城鄉(xiāng)關(guān)系也有良好互動。近代以來，在西方勢力的沖擊下，原先良好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遭受重創(chuàng)，商稅對國家財政的貢獻逐步趨重，特別是與西方世界聯(lián)系更密切的口岸城市興起，城市與鄉(xiāng)村的聯(lián)系愈趨懸隔，官員致仕返鄉(xiāng)者減少，城居地主增多。城市更廣闊的個人發(fā)展空間，吸引成千上萬的人才進城寓居、定居。城市是最先與西方迎面相撞的地方，也是傳播近代文明的起點。耳濡目染，城居者不僅最先接觸近代文明，也更容易認同近代文明。清季由鄉(xiāng)村移居城市，從接受近代文明的優(yōu)勢而言看，可謂出幽谷而遷喬木。民國時，袁繩武的三位曾孫，分別在具有明顯近代文明印記的地質(zhì)、圖書館和體育領(lǐng)域，成為先驅(qū)和奠基人物，溯其遠因，不能不放在這次從孤莊營村的搬家之舉。而與李鴻藻家聯(lián)姻，則為子孫輩的嚶鳴求友拓寬了路子。比如，同禮和敦禮早年在李氏家塾附學，同禮“列于李木齋的門墻”，恐怕既與袁李兩家為姻親近鄰，又與李木齋(盛鐸)是李鴻藻的門生，有難以區(qū)分的關(guān)系。

三、祖父袁彥廷定居京師

袁氏祖父廷彥(1854—?)，字際云(寄云、寄筼、霽云)，監(jiān)生。他從 20 歲起，納監(jiān)入仕，到刑部當差，為“江蘇司行走”。先后轉(zhuǎn)官“廣西司幫稿”“江西司主稿”。后來又參與“直堤工程義賑”，修“西陵”，升貴州司郎中，改刑部為法部后，又做過法部會計司的郎中，被保送為“堪勝繁缺知府之任”。鼎革之際，實缺官做到沈家本主持的法部衙門會計司郎中。民國時，《徐水縣新志》追述袁

廷彥云: 袁廷彥，字際云，徐水孤莊營村人。公為人博通經(jīng)史，文雅彬彬。由刑部主事升員外郎，簡選知府，加郎中銜。清介自持，數(shù)十年如一日。清末管理畿輔先哲祠事務(wù)，并襄辦畿輔中學，純盡義務(wù)。公善長書法，都人士得其片紙只字，無不珍藏之。卒年七十余。袁廷彥一生活動的主要地點，刑部、法部、畿輔先哲祠和畿輔中學，皆在京師，與徐水縣并沒有多少直接聯(lián)系。邑人修志，追前賢，勵后人，不忘這位從家鄉(xiāng)走出去的前輩，推重的應(yīng)是其讀書辦事之才。“經(jīng)史”“書法”，曰讀書;“管理”“襄辦”，曰辦事;而“文雅彬彬”和“純盡義務(wù)”，則為讀書辦事的德性之屬。從捐班入仕，到留名鄉(xiāng)邑，是他紹述家風的成就，也是袁繩武訓子善繼父志的遺澤。

袁廷彥 20 歲捐監(jiān)入仕的人生規(guī)劃，與父親的報捐經(jīng)歷密切相關(guān)。這一年，父親袁繩武已遞捐至知府，久歷宦海，能愛子而為之作深遠計，自有屏居安肅老家者的不及之處。袁廷彥從刑部“江蘇司行走”到轉(zhuǎn)官廣西司，共用了 18 年，其間遭遇了兩次家喪:光緒六年十月初二日丁父憂，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丁母憂。自此之后，他便成為家中的頂梁柱。

光緒十四年五月，剛剛居家讀禮不久的袁廷彥，迎來了一位后來掀動朝野的四川鄰居劉光第。劉光第母憂除服后，出夔門，取道長江，經(jīng)上海，由海路進京，于五月初六日抵京，二十八日寄寓袁家附近“京師最有旺氣之街道”繩匠胡同。劉光第幾年前已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因囊中羞澀，遲遲沒有成行，此次由同宗親戚資助進京赴任。袁廷彥服闕起復(fù)后，仍回刑部辦事，為廣西司幫稿、江西司主稿，與主事劉光第為同僚。刑部主稿為各司之長，又稱掌印，由漢員司官充任，例由實缺郎中、員外郎充任，因而劉光第在書信內(nèi)稱袁廷彥為袁郎中。劉光第到袁家里，或論時政，或討教書法。光緒二十年，袁廷彥和劉光第同為刑部額外司員，前者為正五品郎中，后者為從六品主事。這一年，劉光第在袁家聚會，言及萬壽慶典，客人有言，“歷觀人家，大凡作生日過奢侈者，必多有不順之事應(yīng)之，此非徒暴殄天物也，其中一種安樂酣足之氣，適足以召非意而來不祥”。萬壽慶典，即甲午年慈禧六十大壽。袁廷彥留客在家，私議皇太后生日慶典，論其奢侈與不順，蓋有蒿目時艱之慨。同年十月，劉光第請袁廷彥寫壽匾，為四川富順的宗叔賀壽。他在付回壽匾字的書信中對族弟云:“扁方二字，一為袁郎中廷彥所書，一為兄書，可用則用之，不必拘定也。”自謙之中似有并不推重之意，但聯(lián)系前一年劉氏尚在專心書法，且已小有名氣，“京師以書名者亦來索書”，則劉光第之索書袁廷彥，亦非泛泛之舉。方志中稱袁廷彥“擅長書法，都人士得其片紙只字，無不珍藏之”，也是其來有自，并非虛語。

這位四川鄰居沒有把袁廷彥引為同道，留下的交往記錄僅見上述兩條。劉光第在寄寓繩匠胡同的十余年里，共誕生四子一女，袁宅也誕生了后來的“袁氏三禮”，但劉氏的書信中并未言及袁家的這 3 次弄璋之喜。后來，袁廷彥選擇作“義賑”，在制度內(nèi)積勞至實缺官，劉光第則選擇改革現(xiàn)行制度，殺身取義，求仁得仁。

袁繩武之后，袁廷彥是袁家獨子。自安肅移居京師繩匠胡同附近，是袁繩武對袁家的巨大貢獻。光緒六年，袁繩武亡故后，袁家能否定居京師的重擔，則落在了 27 歲的袁廷彥肩上。如前所述，他供職刑部數(shù)十年，主要活動地點，刑部、法部、畿輔先哲祠和畿輔中學，皆在京師，是其能繼父親移居京師之后，讓袁家安居京師的明證。袁廷彥“卒年七十余”，纂有《袁氏族譜》傳世。夫人彭氏，出自蘇州望族，曾在沈陽某中學任教，為近代中國“最早的新女學教師”。袁廷彥身后多子多孫，與夫人彭氏，育有三子(李宗侗說四子)，長子承忠(后改名篤修)次子承恕，少子承厚。袁同禮為篤修先生少子。

袁篤修(? —1935)，又名祥甫，中過秀才，清末官至山東候補縣丞，參加治理黃河時，患風濕，半身癱瘓，在家養(yǎng)病育子。夫人韓毓曾，天津(彭昭賢說河北)望族，內(nèi)侄女韓永華，是梅貽琦的夫人。袁篤修與夫人韓毓曾，共育三子：長子早殤，次子復(fù)禮，幼子同禮。

仲父承恕，又名幼云，夫人韓氏(? —1907)，與妯娌韓毓曾同出自天津(彭昭賢說河北)望族。幼云夫婦育有一子一女:子敦禮，女勤禮(曉琴)。敦禮、勤禮兄妹，早年喪父，母親韓氏亦于1907年病逝，從小與二哥復(fù)禮、三哥同禮生活，由祖母彭氏和伯母韓毓曾照料，兄妹幾人，情同手足。勤禮(? —1935)，與鄧穎超“自幼為同窗密友”，與三嫂(袁同禮夫人袁慧熙)是北平女師范大學“前后班同學”，嫁彭昭賢(曾任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部長)。

結(jié) 語

袁廷彥生于咸豐四年，古稀之年已是 1923 年。袁家經(jīng)歷過長子篤修治河染疾、歸家養(yǎng)病，次子幼云夫婦先后病故，連遭不幸，門庭慘然。古人尚論命祿與天道，多言其渺不可知。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即是對修身俟命，未必能遠禍的浩嘆。后人因此有常存“無必其成”的戒懼之心。蓋“修身正行，不能來福”，其從來已久矣。以此之故，“蒙難正志”成為無數(shù)君子修齊治平路上的必修課。

袁廷彥“博通經(jīng)史”，自是早已深味其義而言之蒼涼。好事多磨，在老人晉古稀大壽這一年，袁家氣象已是煥然一新。孫兒輩中，復(fù)禮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已有兩年，參與創(chuàng)辦了中國地質(zhì)學會，目下正在北京高師和北大任教；同禮尚在海外，從二哥就讀的哥大本科畢業(yè)后，又在阿爾班拿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獲得學位，正治裝赴歐洲游學;敦禮與二哥同在高師任教，當選全國體育研究會會長，年內(nèi)即將赴美游學，求學計劃中也有二哥和三哥就讀的哥大。袁廷彥以獨子承繼家業(yè)，兒子輩雖多有不幸，但孫兒輩已初露頭角，袁家門楣又開始方興未艾。雖曰常存戒懼，“無必其成”，但以目下之景，澆灌胸中塊壘，想必也能喜逐顏開了。

從袁繩武以廩貢官至道員，到袁廷彥以監(jiān)生官至郎中、簡選知府，再到袁篤修以秀才候選縣丞，袁家三代均以辦事著聞，但走的都是捐班“雜流”的路子。袁廷彥雖有“博通經(jīng)史”“善長書法”的時譽，但三代都文運不佳，所遇不偶，未能科甲登進，結(jié)交科甲時流，難免內(nèi)中遺憾。復(fù)禮、同禮和可以預(yù)期的敦禮，皆能由西洋名校學成歸國，獲得近代文明里的“正途”出身，在袁家的發(fā)展史上，一刷雜流登進之憾。自安肅移居京師，袁家歷經(jīng)四代，先后濡染京師“新”學之浸，終有此階段性成果，家祭薦祖，袁繩武的徙居之德，尤應(yīng)三致意焉。三兄弟皆從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yè)，則是袁家由傳統(tǒng)的仕宦之家，向近代知識階層的徹底轉(zhuǎn)變。這是近代仕宦舊家擇業(yè)觀念新變化的一個縮影。三兄弟的學位皆不及博士，而成為近代新職業(yè)的先驅(qū)人物。復(fù)禮、敦禮以碩士歸國，同禮僅至學士，則讀書之中，長于辦事的家風，依然清晰可見。袁同禮以圖書館學學士回國，成為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的祭酒”，長于辦事之中，更具祖風。

附: 袁家世系圖

編注：以上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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