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斷交通：1917-1918年的鼠疫防治

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全國，各省市紛紛采取“斷路”、“封城”、“停運”等舉措。實際上，隔離與阻斷并非今人創(chuàng)舉，實乃歷史積淀。在1910—1911年東北鼠疫期間，清政府首次大規(guī)模采取遮斷交通方式，并取得良好效果。其后在1917—1918年鼠疫防治過程中北京政府再次沿用此辦法。撫今追昔，不妨讓我們一起品讀這段陳年往事。

一、鼠疫來襲

1917年8月，鼠疫首先在綏遠伊克昭盟烏拉特前旗扒子補隆（今新安鎮(zhèn)，時屬五原縣管轄）一個教堂暴發(fā)流行，患者病狀均為“頭痛、畏寒、腰痛、咳嗽、呼吸促迫、神思殘憒、周身不安、口鼻行血”，取患者痰血用顯微鏡檢驗，“確系含有病毒，實為鼠疫黴菌”。9月下旬一支運送毛皮的馬車隊將疫情傳入包頭，10月傳入薩拉齊、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涼城、集寧、卓資、豐鎮(zhèn)等地，進而從豐鎮(zhèn)、大同沿著京綏、正太、北寧、京漢、津浦等鐵路傳播到山西、察哈爾、直隸、山東、安徽、江蘇等省，構成全國范圍的重大疫情。

疫情傳播線路圖（資料來源：王承基總纂：《山西省疫事報告書》（第一編），太原大林齋南紙莊、上海中華書局印，1919年，插圖。）

1918年1月1日山西省政府接北京政府急電，告知綏遠、五原、薩拉齊及包頭鎮(zhèn)等地方發(fā)生肺鼠疫。1月7日，總統(tǒng)段祺瑞立即批準了內務總長錢能訓的呈文，任命伍連德、陳祀邦、何守仁三人為檢疫委員，負責防疫事務，并在大同一帶調查辦理。伍連德曾經(jīng)在哈爾濱領導了抗擊肺鼠疫的斗爭，而且在1911年4月的奉天國際鼠疫會議上擔任會議主席，是近代著名的鼠疫防治專家，由其負責調查疫情再合適不過。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由江朝宗擔任會長，隸屬內務部。并于7日下午開會討論防疫辦法，決定依照《傳染病預防條例》，以五薩等縣為實行區(qū)域，其東路豐鎮(zhèn)為交通要道，亦附在實行區(qū)域之內，并于殺虎口、清水河等處設防疫檢查所。但疫癥傳播迅速，5日便進入山西右玉縣，危及左玉縣。防疫委員會再次討論，決定設置三道防御線，即綏遠為第一段，由伍連德?lián)危回S鎮(zhèn)為第二段，由何守仁擔任；大同為第三段，由陳祀邦擔任。此外，交通部命令京綏鐵路管理局配合防疫，暫停京豐鐵路全線交通。

然而分區(qū)域、分路線設防起步之初便遭遇挫折，“據(jù)聞豐鎮(zhèn)有兩人染受鼠疫斃命，伍連德醫(yī)官擬將死者尸骸解剖，以觀受病之原因及其情狀，竟未得死者家屬之同意。以該處風氣閉塞，聞解剖之說，地方人民甚為驚駭，已有聚眾滋鬧之事，并聞伍醫(yī)官已被人毆打”。作為醫(yī)學博士，遭受愚昧民眾的毆打，這讓伍連德難以接受，他堅決不肯繼續(xù)留在豐鎮(zhèn)，要求回京。為保證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北京政府根據(jù)1916年3月頒布的《傳染病預防條例》，以教令第一號、第二號分別制定了《檢疫委員設置規(guī)則》和《火車檢疫規(guī)則》。與此同時，閻錫山也認識到了疫情的嚴重性，決定派遣軍隊協(xié)助交通管控，“迭經(jīng)研究，認定此癥有防無治，即派陸軍將沿邊口隘，分行駐扎邊境，遮斷交通，內地嚴重檢查”。至此，初步確立了由中央防疫機構會同地方政府劃定防疫區(qū)域，軍隊沿交通線檢疫防控，檢疫委員、地方官員、各鐵路管理局協(xié)同的防疫方案。

二、“遮斷”交通與鐵路檢疫

遮斷交通，是指通過隔斷疫區(qū)的內外交通，阻止客貨流動，并于通衢大道和交界孔道截留行旅、客商、士兵等，經(jīng)過沿途所設檢疫所檢驗確系健康無病后，方給予憑證通關，以防止疫情向外擴散。在此次防疫過程中，北京政府不得不先后遮斷綏遠、山西、直隸、江蘇等省的鐵路、陸路和河運交通，并在沿途交通要點設置檢疫所和隔離所。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該區(qū)域的交通狀況，華北地區(qū)地袤廣闊，鐵路網(wǎng)縱橫交錯，包括京綏、京漢、京張、津浦、膠濟、正太等線路。鐵路無疑是該區(qū)域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這些鐵路也就成為交通遮斷的首要目標，與東北地區(qū)鐵路利權被日俄占據(jù)不同，北京政府擁有華北地區(qū)大部分的管理權，故在防疫過程中不需要與列強進行交涉，更多地是與地方省政府、縣知事進行協(xié)調。

時近歲末，有很多自口外返鄉(xiāng)的苦工，也有奉命調遣的軍隊，還有來往頻繁的客商，強制性地遮斷交通，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隨著跨省界現(xiàn)代化交通的發(fā)展，地方各級政府實際管理范圍和難度增大；二是客貨滯留、隔離軍民等帶來的對隔離房舍、飲食供應等的要求，給各級政府造成巨大經(jīng)濟壓力?？喙ず褪勘鴮嶋H上占據(jù)當時華北地區(qū)流動人口的絕大部分，圍繞如何截留、檢疫、隔離、安置這些流動人口，在交通遮斷過程中，北京政府各部、各省政府、各鐵路管理局、各縣知事之間電文應接不暇，就具體事務交換意見，表達各自看法，為我們提供了窺探各級政府復雜的利益博弈圖景。

時任山西督軍兼省長的閻錫山，在得知右玉縣出現(xiàn)疫情之后，便電令大同鎮(zhèn)守使、雁門道尹將由綏入晉各口并為七處，設所檢查，“由該鎮(zhèn)道加派軍警醫(yī)士協(xié)同辦理，過客一律留所檢查，七日無恙，方令前行。遠邊、近邊各縣嚴令加意防范，省城設立防疫總局，會商中西醫(yī)士，切實籌防，派員購置藥品、器具，分發(fā)補用”，他認為，“伏查此種時疫傳染最速，非遮斷交通不足以嚴防制”。他所采取的防疫措施與內務部不謀而合，在豐鎮(zhèn)疫勢愈演愈烈之時，內務部隨即著令何守仁檢疫委員應于“綏豐往來要道各添設檢疫所一處，疫防蔓延”。如果說以上只是初步的點與點之間的遮斷與檢疫，那么從正太鐵路開始，整條、整段鐵路線的遮斷與檢疫工作逐漸展開。

閻錫山

為防止時疫南下太原，外交團所組成的衛(wèi)生會提出，“太原至壽陽一段先行停車，以便籌辦設所檢驗”，交通部則較為慎重，隨即電令正太路管理局調查，“太原附近有無疫癥發(fā)現(xiàn)，應在何處查驗為宜，有無先行停車之必要”。經(jīng)過調查，正太路管理局認為，一方面本路范圍之內實無設所檢疫相當之地，因固關為直晉兩省往來孔道，旅客難保不繞道固關，防不勝防，另一方面認為當前尚無疫癥發(fā)現(xiàn)，查驗地點難以先行鎖定，再則本路醫(yī)員僅有一人，不敷使用。雖然于正太路設防窒礙難行，交通部折衷之前各種觀點，要求先行在山西境內比較重要的四個站（太原、榆次、壽陽、陽泉）進行設防，“擬請各該地方官盤詰搭車旅客，確非從北地來者給予憑照，再由本路醫(yī)員察視后方準登車，本路只有醫(yī)士一人，應令常住石家莊籌備防治等事，太原擬暫聘天主教堂義國（意大利）醫(yī)士幫辦，至榆次、壽陽、陽泉三站應請鈞部暫行代聘華醫(yī)三員，分往任事，每員每月應送薪費若干”。

1月22日，交通部商準京綏火車于同日停止，以配合伍連德醫(yī)官赴豐鎮(zhèn)開展抗疫工作，另外內務部還電令晉北鎮(zhèn)守使張樹幟督率軍隊和縣知事在殺虎口、石匣溝、清水河、右玉縣等五處設所檢疫。然而，鐵路停車嚴重影響沿線正常經(jīng)濟活動，不久即因“京綏停車，京師坐困”，于是京師總商會呈請交通部，要求“于五原、薩境發(fā)生之鼠疫四面嚴防，將京張火車克日開行，俾互通財貨”。交通部則做如是回應，“將京綏火車暫停原屬不得已之舉，旬日以來本部已深悉商民懇望情形，業(yè)與主管各機關趕緊籌商通車前應行布置事宜。一俟布置就緒，即可恢復一部分之交通，茲據(jù)前情查防疫事務系屬內務部主管，已再商行酌辦，至所請專在五原薩境四面嚴防之處，仰即逕呈內務部核可也”。最終《京綏鐵路、京張先開貨車辦法》經(jīng)過防疫會決議通過，其中第6條明確規(guī)定貨物消毒，應是參照1911年4月28日奉天萬國鼠疫會議議決條款第十九條制定而來。

遮斷交通似乎較易實現(xiàn)，具體到地方防疫工作開展則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其一，邊地風氣未開。在伍連德被打之后，內務部即轉告各委員、都統(tǒng)，“邊地風氣未開，解剖實驗病菌之用，邊地不免驚疑，地方官吏妥慎辦理”。其二，軍隊飛揚跋扈，不服從檢疫。駐扎在豐鎮(zhèn)的第一師輜重營弁兵三十名赴綏領餉，歸途染疫，病死一名，到豐鎮(zhèn)后二日內又病死三名，經(jīng)即檢驗確診為肺鼠疫，將同行士兵隔離尚能推行，“惟尸身尚未掩埋，擬用火葬之法，以絕根株，該連長不肯負責”，“連長既不敢負責，亦不肯孟浪，擬請鈞部會同陸軍部極力主持，俾一切計劃得以進行無礙”。其三，地方官員玩忽職守。面對此次疫情，閻錫山如臨大敵，然而代縣曾知事卻辦理不力，“業(yè)經(jīng)撤任示儆，督飭文武各官加緊防范”。

既然軍隊飛揚跋扈，不服從檢疫，那么就讓他們負責檢疫事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各豐鎮(zhèn)駐軍分駐四路防堵。不久，為預防鼠疫向東擴散，京漢鐵路局醫(yī)官即提出了系統(tǒng)的防堵辦法，“于直隸迤西邊境設一完備而長之防御線，自南口以至娘子關檢查防御，由地方公共協(xié)助防疫會施行”，與之前防疫方案不同，這次明確提出由軍隊駐屯防守，“于各官道內擇相宜地點設完全檢疫所，以軍隊屯扎防守，凡自西來旅客均須由醫(yī)生確實檢驗”。

檢查憑證

很明顯，京綏鐵路、正太鐵路、京張鐵路、京漢鐵路各有防疫政策，缺乏一個統(tǒng)一協(xié)同，各鐵路管理局一致認可的方案。1月21日陳祀邦、司美禮、小菅勇、約弗雷、鶴見三三等人在大同召開防疫會議，就中國北方防疫達成以下共識：1.將京綏鐵路放在第一位，議定在南口設一檢驗所；2.對于張家口及其余各地檢疫工作，請軍隊協(xié)助巡查，如無疫癥發(fā)現(xiàn)，則大道與鐵路均須設法檢驗，如有疫癥發(fā)現(xiàn)，則亟須設立傳染病院；3.對于正太鐵路的檢疫工作，則與位于太原的楊懷德醫(yī)士接洽，協(xié)商步調一致的防疫方法；4.對于京漢鐵路，“因據(jù)渾源報告有車輛向保定府東行”，亟宜設法預防。

以上舉措還被《大公報》全文刊載，與此同時，由內務部制定的《清潔辦法、消毒辦法》亦以部令正式公布。至此，兩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導性文件成為之后防疫工作開展的總則，此后各路管理又調整和細化了各自的防疫規(guī)則，其中以京漢鐵路管理局制定的防疫規(guī)則最具有代表性。

京漢鐵路是貫通南北，直通京畿的最重要的鐵路之一，因此京漢鐵路管理局用廣告的形式連續(xù)兩次將最新防疫規(guī)則公諸于眾。該路防疫辦法共包括五項內容，分別是：防疫會之組織、常駐檢疫醫(yī)員之配置、隨車檢驗醫(yī)員之分布、車站及車輛之消毒、廣告之揭示，另外還包括十三條注意事項,最后還附有京漢鐵路籌辦檢驗人員配置情況。

雖然有了防疫辦法和各路的防疫規(guī)則，但因“疫勢蔓延迅速如星火，雖經(jīng)在事各員切實籌辦，而地面廣袤，事務繁重，權限尚有未明，措施或虞阻礙”，中央防疫委員會江朝宗會長認識到，“自非將防疫各區(qū)域界限劃清，不足以專責成而收效”，于是將綏遠、察哈爾、山西、直隸四省劃分為四個大防疫區(qū)，并對于直晉交界的正太路和貫通南北的京漢路，明確規(guī)定“由各該路局督率醫(yī)官分別辦理”，如此形成了由線到面的防疫布局。

綏遠的豐鎮(zhèn)是此次疫情的重災區(qū)，因晉北與綏遠、察哈爾相接界，因此可以說山西防疫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四大防疫區(qū)防疫工作的成敗，正太路管理局、內務部、交通部等部門致山西督軍閻錫山的電文如雪花般飛來。前文已經(jīng)提到，在防疫之初，閻錫山即令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總局，該局不僅對太原城的防疫工作布置的條理分明，而且還起到了山西防疫總機關的作用。山西防疫總局，參照北京政府劃分四大防疫區(qū)的做法，首先命令軍隊分駐廣武、岱岳各要口，將交通一律遮斷，又將整個晉北劃分為四條防線，“劃定左云、陽高、天鎮(zhèn)、大同、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等八縣為第一防疫線。懷仁、山陰、應縣、渾源、廣靈、寧武、神池、五寨、代縣、保德、繁峙、靈邱、岢嵐、淳縣等十五縣為第二防疫線。雁門關內，忻縣一帶為第三防疫線。石嶺關為第四防疫線”，除此之外，還“檢定中西藥劑并經(jīng)驗良方，分發(fā)防疫各地，廣為流傳，以期有備無患”，負責巡視各省防疫情形的中央防疫委員會江朝宗會長夸贊稱，“晉省防疫辦理極為認真，劃定防線三道，均有軍隊駐守，當不致蔓延，省城尤為完善”，山西因此成為四大防疫區(qū)的首善之區(qū)。

雖然直隸被劃定為防疫第四區(qū)，但因保定、定州、正定均為駐扎軍隊之區(qū)，而1918年2月正是護法軍與北洋軍交戰(zhàn)激烈之時，因此天津省長曹銳認為，“現(xiàn)以前方軍事緊急，遇有調遣，立須行動。若于臨時須由軍醫(yī)官檢驗給憑單，再由路設檢驗所查看放行，誠恐耽延時刻，有誤戎機，似應略予變通”,他向陸軍部提出申請，“凡軍隊運輸關系前方者，應由各屬軍醫(yī)官確實按法檢驗，免予憑單及交路設檢驗所復行查看，以免阻滯，至單獨軍人因事來往旅行者，必須有該屬軍醫(yī)官驗訖憑照，由路設檢驗所查看放行”。此外直隸督軍曹錕則直接致電陸軍部，也認為“現(xiàn)在軍務孔亟，京漢一徑關系軍事甚重，刻已照飭所屬駐扎保定、定州各軍對于乘車之官兵準先由軍醫(yī)官施行健康檢查，給票放行”。陸軍部很快便同意曹省長的請求，另外責令張家口田都統(tǒng)、大同張鎮(zhèn)守使、豐鎮(zhèn)喬鎮(zhèn)守使、宣化任鎮(zhèn)守使，“請飭沿路各軍隊，如有單行軍人搭乘火車應一律受檢，無病者方準登車以免破壞沿路防疫辦法，至成隊軍人應先由軍醫(yī)認真防檢，勿稍疏忽”。

需要注意的是，“遮斷”交通畢竟屬于臨時性舉措，一旦疫情消弭后，如何漸次恢復通車便成為問題。1918年3月8日，內政部和交通部聯(lián)合發(fā)布《京綏鐵路防疫期內客車時刻表》，由西直門開往豐鎮(zhèn)的302次列車與由豐鎮(zhèn)開往西直門的301次列車整體行車時間被人為拉長，目的仍然是為了配合各個站點的臨時檢疫。由此可見，防疫工作系統(tǒng)而復雜，很難一蹴而就。

三、從“平山事件”看縣級防疫

正當四大防疫區(qū)防疫工作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平山縣暴發(fā)了疫情，保定道尹許元震向內務部報告，內務部回應，“辦理平山疫癥情形已悉，防疫亟迫，郵電遲緩，嗣后務須電陳以免貽誤”。為何一個小小的縣城會引起內務部如此強烈的反應？原來平山縣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是正太路上的重要站點，同時是晉直交界之處，且離直隸重鎮(zhèn)保定、石家莊非常之近，接近京漢鐵路線，一旦疫情失控，將直接影響太原和保定的安危。2月7日，直隸省長曹銳電告交通部、內務部，“平邑疫癥未蔓延，惟柏嶺一村死亡相繼，病狀頗似百斯篤中最為險惡之肺鼠疫，傳染力既猛且速。該村前已派警實行隔離，禁止往來各關口，又分投堵截西來過客，暫停交通”。另外曹銳命令北洋防疫處，“迅即續(xù)派醫(yī)生，攜帶藥品馳赴定縣施治防堵”。2月8日，直隸省長曹銳、督軍曹錕聯(lián)名致電中央防疫委員會會長江朝宗，聲稱，“當即飛電大同王鎮(zhèn)守使、宣化汪鎮(zhèn)守使雙方酌派軍隊迅往，與晉省毗連之獲鹿、井陘、平山、阜平等縣堵截行旅，以杜傳染?！诛w電汪使迅飭駐扎附近軍隊，會同路局暨各該縣知事，協(xié)力認真防遏，并在定縣、盧家莊等處斷絕交通，以免蔓延”。

當時所用口罩樣式

當時所用“護目鏡”樣式

2月10日，保定道尹許元震在給中央防疫委員會的電文中稱，“昨已召集軍政警法學紳商各界開會議定，設立保定防疫處，即日成立，盡力防辦。并于清苑、西鄉(xiāng)、魏村、陽城、大李各莊各要道設檢驗所各一處，委派員醫(yī)各帶領警六名，前往嚴行檢驗，并于西鄉(xiāng)各小路派撥守備隊兵分往防堵”。然而，事實上，平山縣并未如以上所說嚴密防范，經(jīng)江朝宗會長巡查得知，“該道尹、知事等，于應辦防務漫不經(jīng)意，平山有疫地點并未設法隔離，定縣僅派二三巡警，并據(jù)外國醫(yī)士報告，看守疫宅之警竟將應行隔離之人擅放入城趕集，致增傳播”，并提出嚴厲詰問，“該兩縣一接近正太，一密邇京漢，疫勢倘再蔓延，交通必生障礙，該道尹知事等能當此重咎耶？”同時，為避免此種敷衍塞責情況再次發(fā)生，內務部議定，將制定《獎勵、懲戒、給恤各辦法》，以考成效。

面對內務部的質問，直隸省長曹銳和督軍曹錕似乎無動于衷，僅2月9日一天，內務部就連發(fā)兩道電文給曹銳和曹錕，希望能夠認真辦理防疫事務。另一方面，內務部部長錢能訓和中央防疫委員會會長江朝宗亦在同日連續(xù)致電山西督軍閻錫山，希望閻錫山能夠顧全大局，協(xié)助直隸防疫，“五臺地方與直屬平山接壤，疫防吃緊，請加派弁兵在晉邊各口協(xié)力堵截，以免蔓延 ”，又請求派遣正在山西抗疫的美國醫(yī)士楊懷德（Dr.W.Yeung），“前赴該處會同地方官辦理防務，所需川資、藥品請尊處酌墊，由部撥還，并派軍警護送至獲鹿下車”。很明顯，請求閻錫山協(xié)助辦理直隸平山防疫事務，實誠無奈之舉。內務部并未如愿，曹銳和曹錕始終不肯做出回應。曹錕之所以不肯做出回應，實則是無暇顧及，此時他和吳佩孚的第三師正在由湖北襄樊經(jīng)荊州、監(jiān)利向湖南岳州進攻的路上，討伐南方與防治鼠疫兩者孰輕孰重，在當時歷史情景下可想而知。

山西方面，本來是要派楊懷德趕往平山防疫的，但是醫(yī)士德克·柯魯柏克（Dirk klubbock）已由五臺前赴平山，鑒于楊懷德對于晉北防疫的重要性，閻錫山電請內務部，“擬請我公俯念晉北疫區(qū)廣闊，防務吃緊，準留楊博士在晉襄助一切”。綜合前后電文可知，其實，閻錫山電稱晉北防疫吃緊，挽留楊博士，實則是不愿意為直隸平山而越俎代庖。這也不難理解，直隸省政府本身態(tài)度既已消極，對待內務部的責問，不做任何回應，即便晉直兩省毗連，閻錫山也并不認為有義務幫助直隸防疫。平山事件暴露了很多問題，上至省政府，下到地方道尹、知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聽命北京政府，且省與省之間關系疏離，利益為先，這都不利于防疫工作有效開展。所幸平山疫情尚未擴散，內務部也就不再追究直隸于防疫事務漫不經(jīng)心的責任。

山西境內防疫工作剪影

平山事件平息不久，閻錫山便于3月3日電呈內務部，請給因公病故的山西官立醫(yī)院院長石亮熙予以撫恤，由于此時“防疫人員獎懲及恤金條例”尚未出臺，所以只能參照《警察和、官吏恤金給與條例》，“給予一次恤金二百元，遺族恤金四年，年給一百元以資撫恤”。3月8日，內務部頒布《防疫人員獎懲及恤金條例》，獎勵分為三種，勛章及警察和獎章、特保實職、升階。撫恤對象分為現(xiàn)任職防疫人員和非現(xiàn)任職防疫人員兩類，撫恤金額均分十等，多則八九千元，少則四百元，非現(xiàn)任職防疫人員因染疫身死者撫恤金額總體略高于現(xiàn)任職防疫人員的撫恤金額。相比之下，石亮熙所獲撫恤金并沒有新條例中規(guī)定的高，從側面反映出內務部獎懲力度之大。此時根據(jù)何守仁、全紹清、許元震等人來電稱，豐鎮(zhèn)、平山等處已無疫情發(fā)生。

小結

此次疫情致死14600余人，僅主管防疫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就支出總計達608006.49元之鉅，地方各省、縣、鎮(zhèn)等防疫支出無算。疫情發(fā)生時由皖系軍閥段祺瑞所把持的北京政府，正在強力推行“武力統(tǒng)一”政策，故其一方面要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對抗，另一方面又要防控鼠疫，導致中央財政入不敷出，所用防疫經(jīng)費“系與四國銀行團商借一百萬”。正是在如此窘境之下，北京政府與染疫各省政府協(xié)商采取了以遮斷交通和鐵路檢疫為主的防控措施。倘若中央與地方政府上下一心倒也還好，可具體到縣一級防疫工作顯然很不理想，一方面是地方官員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另一方面民國時期廣大中國鄉(xiāng)村地區(qū)“缺醫(yī)少藥”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場疫情中死亡的人們，不僅僅是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冰冷數(shù)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很多時候也許疫情本身是天災，但更是人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對重大傳染病疫情的能力是檢驗國家和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標。

參考文獻：

王承基總纂：《山西省疫事報告書》（第一編），太原大林齋南紙莊、上海中華書局印，1919年。

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張士尊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458頁。

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政府公報》（1917—1918年相關報道）

《大公報》（1917—1918年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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