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蓮居 ｜東漢《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傳及其后世影響

摘 要

東漢《祀三公山碑》是漢碑中對后世影響較大的一種篆書碑刻。本文對碑石訪得經(jīng)過，黃易與早期拓本流傳的關(guān)系，各家考釋得失，以及此碑對后世書法影響等情況，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與探討。

東漢《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傳及其影響

文/ 桑椹

一

傳世漢碑以隸書居多，篆書碑刻較為少見。東漢元初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是發(fā)現(xiàn)時間較早，對后世影響又較大的一種。

此碑早在元代納新所著《河朔訪古記》中已有記載，但之后便湮沒無聞。通常認為，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當時河北元氏縣令王治岐訪得于“城外野坡”。此說最早見于黃易(1744-1802)的《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略》，長吏搜古碑上之朝，關(guān)西王君(治岐)宰元氏，得此刻于城外野坡。石高四尺，廣二尺，篆書十行，行十七字至廿四字，剝泐幾不可辨。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命易辨識，得一百九十字，缺疑六字，知為漢□初四年祀三公山文，書法勁古，與《開母》《少室》諸篆刻相類，是東漢中葉書。《集古》《金石》二錄有《漢三公山碑》，乃隸書，立于光和四年，今不存。此刻在隸碑之前，尤可貴也。黃易記于南宮彈琴室?！?/p>

黃 易（1744～1802）

浙江杭州人

字大易，號小松、秋盦

工詩文，善金石書畫，

擅長碑版鑒別、考證，

又好蓄金石，甲于一時。

“西泠八家”之一。

此后，翁方綱（1733-1818）《兩漢金石記》、王昶（1725-1806）《金石萃編》等均沿襲黃說。

關(guān)于王治岐的生平，今已不可詳考，從黃易題跋知，其為關(guān)西(今陜西、甘肅一帶)人，又據(jù)《清史稿》記載，此人后曾做過三河知縣，因“挪用旗租”，遭彈劾獲罪。查《同治元氏縣志》，王治岐任元氏縣令的時間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僅一年后便調(diào)離元氏，這與黃易題跋中所言乾隆甲午（1774）得碑時間，相差了三年。

有趣的是，黃易本人對于得碑經(jīng)過，似存在兩個不同版本的說法。

《秋盫題跋》云：“余客南宮時，寄書楊君鶴洲拓元氏諸刻，旋得古篆碑一通，磨泐已甚，細辨乃漢祀三公山篆文……此碑久在野中，前人所未錄，恐致湮沒，亟煩元氏令王君移置城內(nèi)龍化寺，與漢白石碑同置一處，為王君作《壽古圖》記其事?！?/p>

黃易所繪《得碑十二圖》之“三公山移碑圖”題跋云：“乾隆乙未（1775），余客南宮，時吳興楊鶴洲館元氏，煩其訪碑，得□初四年祀三公山文。書雜篆隸，文復(fù)簡古，與《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蓋東漢中葉所刻也。屬縣令王君治岐移置龍化寺，與白石神君碑共存焉?！?/p>

清 黃易 得碑圖冊之“三公山移碑圖” 及跋文

天津博物館藏

黃易又曾刻過一方著名的鑒藏印章“小松所得金石”，邊款中明言系其本人訪碑所得：“乾隆甲午秋，得漢祀三公山碑于元氏縣，屬王明府移置龍化寺，作此印紀之，小松?！?/p>

黃易刻小松所得金石石章，上海博物館藏

綜合以上文獻材料，似可推斷黃易得碑經(jīng)過：乾隆三十九年（1774），黃易委托友人楊鶴洲，在元氏縣訪得此碑，楊氏將拓本寄與黃易，由黃易考證內(nèi)容，并作釋文。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治岐出任元氏縣令，黃易即囑咐其將碑石移置城內(nèi)，與舊有的《白石神君碑》一起集中存放。由于當時黃易本人尚在南宮鄭制錦府上做幕僚，而王治岐為元氏地方官吏，且又實際主持了移碑一事，故將碑石的發(fā)現(xiàn)權(quán)謙讓于后者，也頗合乎情理。不過，在相對私人性質(zhì)的題跋以及印款中，黃易顯然便少了這份顧忌，理所當然地將此碑的發(fā)現(xiàn)，視為個人訪碑過程中的一大收獲，并一再繪圖、刻印，以示紀念。

二

黃易得碑后，即將拓本分別寄給趙魏、李東琪、翁方綱等金石同好及前輩，《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收錄了黃易的摹本及釋文，并附有以上三家題跋。黃易辨識出了碑文一百九十字，缺疑六字，其中不乏灼見。如三行“蝗旱鬲并”之“鬲并”二字，因碑文“并”與“我”字相似，翁方綱、王昶、朱筠等諸家均釋作“鬲我”，語意不通。黃易據(jù)《后漢書?陳忠傳》，安帝時尚書仆射陳忠上書云：“隔并屢臻”，認為當作“鬲(通隔)并”。不過，黃易對于個別字的釋讀，如首行“□惟”釋作“眾惟”，八行“閻佑”釋作“閻格”等，則不為后世學者所從。

清 黃易摹《祀三公山碑》，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黃易的釋文，實際上是在綜合了趙魏、李東琪、翁方綱等各家考釋的基礎(chǔ)上，斟酌己見而成。趙魏（1746-1825）是黃易的同鄉(xiāng)，兩人都篤嗜金石，相交甚契。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黃易將拓本寄贈趙魏，趙氏得之，十分驚喜：“今年春，吾友黃小松貽余元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讀之驚且喜也?！?/p>

隨即他對碑文作了一番考證，識出了第二行“御語”二字，三行“□奠”，“ 奠”前面一字，釋成“敬”，后黃易、孫星衍（1753-1818）、顧廣圻（1770-1839）等皆從之，但他將五行“東就衡山”之“就”，釋成“龍”，顯然是錯誤的。

李東琪是黃易的摯友，黃易在任濟寧運河同知期間，發(fā)掘武氏祠堂畫像石，李東琪出力頗多?！缎∨钊R閣金石文字》所附李東琪題跋，指出了趙魏將“就”釋成“龍”的錯誤，又將五行“卜擇吉□治”，“吉”下一字，釋作“土”。此字翁方綱、王昶等釋作“與”，后俞樾《讀書余錄?漢碑四十一條》引《禮記?禮器》：“因吉土以饗帝于郊”，為“吉土”連文之證，始成定讞。翁方綱與黃易初未相識，乾隆四十一年（1776），黃易寄贈翁方綱《祀三公山碑》拓本，由此兩人始結(jié)金石之緣。

據(jù)黃易所贈拓本，翁方綱作了詳盡的考證，并作《三公山碑歌》，賦詩謝之。十三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翁方綱的名著《兩漢金石記》正式刊行，卷十一即收錄了對此碑的考釋。翁氏指出，此碑與《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巡，此則云隴西馮君，兩者相差六十五年，非一人所立。他還辨認出了以“領(lǐng)”為嶺，以“禮”為醴，以“熹”為喜等異體俗字十余字。但翁方綱的釋文錯誤也不少，譬如誤釋三行“鬲并”作“鬲我”；誤釋四行“乃求道要”之“求”作“來”，“ 本祖其原”之“祖”作“視”；五行“卜擇吉土治”，“土”誤釋作“與”，又五行“東就衡山”脫“就”字。二行“三條別神，迥在領(lǐng)西”，“三條”一語，洪適引《尚書正義》北條、南條、中條之說證之，其義甚確，而翁方綱不信洪說，懷疑三條“當是茲山之實事，而今莫可考矣”，后錢大昕已摘其謬。

不同時代拓本“熹”字的考據(jù)，引自李志賢《秦漢碑刻?？眻D鑒》

翁方綱對碑文的考釋，對后世的影響最大。他最先指出了首行第一個字為“元”字，從而確定了此碑的具體立石時間是元初四年。此前，趙魏據(jù)《資治通鑒》，永初二年，先零羌寇河內(nèi)，詔常山作塢堠以御寇等相關(guān)史事，定為永初，認同“永初說”的還有周春（1729-1815）、陳焯等人。翁方綱首先指出，趙氏引據(jù)文獻有誤，所引乃《后漢書》“西羌傳”之文，且在永初五年春，而非二年。又據(jù)拓本辨認，以為初字上“隱隱尚露其下半，諦視是元字”。

對于永初、元初二家說法，錢大昕當時尚表示“疑未敢質(zhì)”，但隨著《兩漢金石記》的刊行，“元初”說逐漸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其后諸家多從翁說。

翁方綱所依據(jù)的拓本系黃易所贈，今已不可見。《兩漢金石記》中首字摹作“丆”形，《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摹本則僅露左側(cè)一短披，作，這引起了許瀚（1797-1866）的質(zhì)疑：“翁所據(jù)本即黃易所贈，黃無而翁有，其誰信之？”至于沈濤（1792-1855）《常山貞石志》中，據(jù)拓本辨認出其下半從“幾”，故定作“元”字，許瀚更認為純粹“附會翁說，尤無取焉”。他本人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推測“元”字的可能性較大：“初四字形甚扁，其上隙地僅可盈寸，建初、永初皆不能容，本初無四年，定為元初，確然無疑?！?/p>

《祀三公山碑》梁啟超飲冰室舊藏本，現(xiàn)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祀三公山碑》梁啟超飲冰室舊藏本 梁啟超跋文

客觀的說，由于石泐，今所見最早拓本，首一字均已難辨，諸家考釋，大多只能說是臆測。光緒末年，王仁俊據(jù)端方藏精拓本，主“永初說”，認為永字用筆尚可見。此拓本后歸梁啟超飲冰室，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據(jù)影印本來看，實與黃易摹本無異。僅憑殘留的這一筆，要推斷出究竟是永字還是元字，似都顯得十分牽強。有意思的是，羅振玉在《俑廬日札》中說，他曾得一拓本，“初”上“元”字完好，“映日光透視之，確非黠工所偽”。因未見拓本原物，在此也僅聊備一說而已。

王昶的名著《金石萃編》，成書于嘉慶十年（1805），卷六著錄此碑，有釋文，并錄翁方綱、黃易、趙魏三家題跋于后。王昶的釋文多沿襲翁說，故所誤處多同，如“鬲并”誤作“鬲我”等，更有翁未誤而王反倒誤釋者，如四行“乃求道要”，“要”字誤釋作“叟”，為后來考釋家所譏。

自黃易之后，雖已明確此碑內(nèi)容系祭祀三公山之文，但具體名稱，各家并不統(tǒng)一，或籠統(tǒng)稱之為三公山碑，或曰元初三公山碑，或曰三公山立壇刊石，王昶在《金石萃編》中，則正式將之定名為“祀三公山碑”，并一直沿用至今。

《祀三公山碑》梁啟超飲冰室舊藏本跋文

翁方綱在題跋中還提及，黃易又曾委托孔繼涵（1739-1783）請朱筠（1729-1781）為拓本題跋，拓本“留都月余”，期間李文藻（1730-1778）)曾“借閱旬日”。李文藻雖有詩文集存世，但未見相關(guān)文字，朱筠為拓本所作題跋，收錄于《笥河文集》。跋文中說，他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收到黃易寄來的拓本及釋文，并補正黃易釋文凡二十字。但其實訛誤頗多，如釋“御語”作“衡龍”，“ 卜擇吉土治，東就衡山”，“土”作“在”，“就”作“龍”，卻自圓其說曰：“前曰衡龍，后曰龍衡，猶三公山碑稱封龍君，靈山無極碑稱龍靈，離合顛倒，漢碑例有之也?！鳖H為荒謬。

由于拓本未精，導(dǎo)致釋文歧義紛紜的例子，在校碑中可謂屢見不鮮。但另一方面，倘若石質(zhì)粗劣，筆道難辨，或因出土時碑石即已泐損，即便獲得初拓善本，也往往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而必須借助文獻來佐證。早期考釋此碑，以文獻學功底深厚見長的，當推王念孫（1744-1832）。王念孫《漢隸拾遺》首條題跋即為考釋此碑，頗為精彩。如黃易首釋“鬲并”二字，僅舉《漢書?陳忠傳》一例，王念孫則廣征博引，列舉《后漢書》“順帝紀”“郎顗傳”“陳蕃傳”“陳蕃傳”“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參同契》等十余種古籍，凡涉“隔并”者，反復(fù)證明，指出漢人多有“隔并”一語，而漢碑又多以“鬲”為“隔”，隔并者，即謂水旱不節(jié)，至詳且備，堪稱定論。又如四行“乃求道要”之“求”字，翁、黃皆作“來”，字義不可通。王念孫引漢碑中《張遷碑》“記行求本”，《成陽靈臺碑》“堯來祖統(tǒng)”及碑陰“來索忠良”等多例，又引《管子》“任法篇”“ 小稱篇”，《孟子?離婁篇》《史記?李斯傳》等古籍，以證古人“來”“求”二字，多互訛誤，許瀚贊之曰“四通八達，無徵不搜”。

《祀三公山碑》梁啟超飲冰室舊藏本跋文

早期考釋，除上述諸家外，還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顧廣圻《思適齋集》、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孫星衍《續(xù)古文苑》、嚴可均《全后漢文》、沈濤《常山貞石志》、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俞樾《讀書余錄》、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

從乾嘉年間拓本的流傳情況來看，最早的拓本受贈者除了如趙魏、李東琪等黃易的舊交好友外，有不少系當時的四庫閣臣，如翁方綱、朱筠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設(shè)立“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此議即直接發(fā)端自朱筠的上奏。梁章鉅（1775-1849）還曾見過鄭際唐舊藏本，有翁方綱、張塤跋。鄭際唐與翁方綱、張塤同為四庫編修，推測此拓本亦直接或間接地來自黃易的饋贈。黃易此前與翁方綱并不相識，從其托人轉(zhuǎn)贈之行為來看，與朱筠也似頗為陌生。這種以新獲碑石拓本為介，求見高官，叩識前輩的做法，可視為當時一種較為普遍的學界交往方式。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其中包含有某些現(xiàn)實的考慮?？疾禳S易的生平行跡，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即得碑三年之后，他曾為捐官一事赴京，并在北京留了兩個多月，期間頻繁拜會達官貴人，已有學者指出，這段經(jīng)歷，對他日后的仕途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由此聯(lián)想到他此前寄贈拓本之舉，從某種意義上講，為此趟北京之行鋪墊探路的意圖，便十分明顯了。

三

歷來考據(jù)家，通常都將六行“熹”字未損本，定為乾隆年間初拓本。此類初拓本，今存世數(shù)量尚為數(shù)不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馬子云發(fā)現(xiàn)故宮博物院所鄧石如代畢沅所作八言聯(lián)1793 安徽省博物館藏陳灃 臨《祀三公山碑》廣東省博物館藏藏一“熹”字未損本，鈐有“顏光敏”印。查顏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比通常認為的乾隆三十九（1774）發(fā)現(xiàn)此碑的時間，早了至少八十余年，故馬先生推定拓本最晚應(yīng)在清初。

顏光敏舊藏清初拓本 故宮博物院藏

筆者將此拓本與若干早晚不同時期的拓本仔細進行了一番?？保l(fā)現(xiàn)顏光敏本多數(shù)字遠不及后世拓本清晰。如首行“四年”之“四”字右側(cè)，九行“史紀受”之“史”字左上角，顏光敏本均已模糊不清；首行“惟”字上所缺一字，后世拓本尚依稀可辨一些筆道的痕跡，而顏光敏本已呈一片空白；又如首行“隴西”“到官”，二行“迥在領(lǐng)西”，三行“鬲并”，四行“道要”，五行“吉土”之“土”字，六行“夾門”之“夾”字，七行“大豐”之“豐”字，八行“疾苦”“魯國”等等，可謂不勝枚舉，顯然系石面為苔蘚等掩蓋所造成的，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顏光敏本的傳拓時間更早，所謂乾隆年間“熹”字未損本，應(yīng)系經(jīng)黃易洗碑之后的精拓本。

對比校勘圖表

此拓本除顏光敏印外，尚有“曾到沈心醇處”“心醇審定”及“小松所得金石”等三方印章。沈心醇，字匏尊，號讱齋，浙江海寧人。乾隆年間曾出任四庫館謄錄，工詩詞，長于篆隸，尤精金石考證之學，為翁方綱、朱筠所賞識，又與張塤、桂馥等訂文字交，著有《三硯齋集》《讱齋詩鈔》等。

沈心醇與當時北京金石圈內(nèi)人士多相熟稔，對翁方綱則執(zhí)弟子之禮，一再將個人所藏善拓假觀于翁氏。但從翁方綱等乾嘉時期諸學者的題跋來看，似皆未曾知悉，尚有此更早的舊拓本存世，以致眾口一詞，皆以黃易拓本為始見。

沈心醇在家藏《西狹頌》明拓本題跋中提到：“到京后，從大興翁覃溪先生游，讀其所著《兩漢金石記》，始知搜羅石墨”，可知，他始有金石拓本收藏的嗜好，是在《兩漢金石記》刊行之后，因此，拓本獲得的時間，可能要晚于我們目前所見的幾則翁氏題跋，倘若如此，倒也不難理解，為何未見翁方綱有片言只字提及？

令人不解的是，此拓本上鈐有“小松所得金石”一印，此印的出現(xiàn)，是否意味著黃易也曾見到過拓本？

李葆恂在《三邕萃墨簃題跋》中曾說，黃易“小蓬萊閣”一印，有被后人鈐蓋在自家拓本上的情況：

“小蓬萊閣印，黃小松司馬自制，屢見于碑版書畫者，道光中，眉叔(莊縉度)得之任城常買家，必黃小松官運河同知時所偶遺者。眉叔收藏漢魏碑甚富，遇銘心絕品，即以此印加之。鐵塔寺復(fù)初上人年八十余矣，嘗與眉叔善，向予道之如此。”

“小松所得金石”印的名聲更大，因此，似也不能排除后世妄人，為抬高拓本身價，任意鈐蓋上去的可能性。

國家圖書館藏整拓本《祀三公山碑》

黃易在《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題跋中已明言，此碑系得之“城外野坡”，而非出土之物，故而在黃易得碑之前，已有更早的舊拓本存世，也完全合乎情理。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書畫篆刻實用辭典》，其中介紹《祀三公山碑》一條中提及：“北京陳淮生藏有明拓本，乃黃氏訪得前所拓。”陳淮生，名承修，福建閩侯人，民國年間金石學者。此條下未注明具體撰寫人，筆者懷疑系作為編委成員之一的王壯弘先生所撰。

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中也提到，在“熹”字未損本之前，尚見有一種更早的初拓本，“碑首元字尚見下腳二筆”，今未見此種拓本，不知是否即指《辭典》中所言之陳氏藏明拓本？倘若王壯弘先生的記錄可信，則故宮所藏顏光敏本首行“元”字，也僅剩左側(cè)一短披，是本傳拓時間顯然更早，定為明拓，倒也毋庸置疑，惜不知今歸何處？……

四

對于此碑字體，究竟是屬于篆書，還是隸書？早期學者的說法時顯矛盾之處。翁方綱在《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題跋中認為屬于古隸：

“此碑則隸也，非篆也，又不得與之同論。是碑之字，蓋由篆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為隸之逕直，此謂之古隸?！?/p>

然而，在影響更大的《兩漢金石記》一書中，翁氏卻又改言作篆書：

“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篆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為隸之逕直，又不必以嵩山石闕為徵者矣?！?/p>

江西省博物館藏黃易臨《祀三公山碑》

黃易在《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題跋中作書，而江西省博物館所藏黃易臨漢碑冊頁跋文，又將其定為“秦隸”：

“書雜篆隸，是東漢中葉書，即秦隸也?！?/p>

在黃易的未刊稿本《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目》中，我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將“篆”字又涂改成“隸”字的痕跡。此后，沈濤《常山金石志》將其定為篆書，嘉慶六年（1796）畢星海所編篆字字典《六書通摭遺》，已收錄碑字，顯然也是將之視作篆書，康有為則將之歸入“繆篆”。楊守敬《評碑記》中論及此碑字體，云其“非篆非隸，蓋兼兩體而為之”。不過，就當時多數(shù)學者的主流意見而言，似以認同古隸說者居多，如莫友芝《金石筆識》、方朔《枕經(jīng)堂金石跋》、梁章鉅《退庵金石文字跋》、王懿榮《漢石存目》等均作古隸。

所謂古隸、秦隸，專指剛從小篆蛻變而來的秦末漢初的隸書。元吾丘衍《學古編》云：

“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于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quán)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也。”

乾嘉學者多將秦代權(quán)量詔版，漢初一些石刻，如《五鳳刻石》等器物上的字體，歸入所謂“古隸”范疇?；谝陨险J識，早期學者都認為此碑書體是從篆書向隸書演變過程中的一種過渡類型，即翁方綱所謂“由篆入隸之漸”，劉熙載稱之為“篆之變也”（《藝概?書概》）。事實上，元初年間已屬東漢中葉，隸書作為一種流行的書體，其地位早已確立，因此，已無所謂“過渡”可言。早期學者之所以跳不出“隸書”概念的藩籬，除了因為時代局限，他們尚無后來學者那般清晰的書體演進與分期的歷史觀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過分拘泥于正統(tǒng)的“篆書觀”。何為篆書？孫過庭《書譜》言：“篆尚婉而通?！币庵缸瓡P圓勢均，強調(diào)中鋒圓筆，求其深雄婉通。在乾嘉年間的隸書名家錢泳看來，篆書與隸書之間的界域，可謂是涇渭分明：“蓋篆體圓，有轉(zhuǎn)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zhuǎn)，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為篆書者，誤矣?！庇谑呛?，像《祀三公山碑》這樣一種“不倫不類”的字體，便難免會陷入理論上的兩難境地。

左：趙之謙 臨《祀三公山碑》

右：陳灃 臨《祀三公山碑》 廣東省博物館藏

漢篆和隸書絕大多數(shù)都源于秦篆，本是同根所生，加之字符之間相互影響，所以結(jié)構(gòu)往往相似。該碑書體的結(jié)構(gòu)和用筆，盡管吸收和運用了一些隸書的特點，但更多地保留和運用了篆書的結(jié)構(gòu)和筆法。其文字形體，雖多見異構(gòu)俗字，如疾、德、禮、斗、冊等，但與《說文》所附小篆結(jié)體近同，有的在小篆基礎(chǔ)上增加部分筆畫，如“就”、“山”；有的將筆畫延長，如“高”，或變曲為直，如“旱”、“位”；或調(diào)換偏旁，如“等”等，故從基本屬性看，應(yīng)視為篆書。誠如華人德先生所言，系“書者對篆書的隔閡”造成的，是“書者在對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覺與書法創(chuàng)作上的自覺結(jié)合之產(chǎn)物”。

五

嘉道以降，隨著金石學中興，書家不懈地搜訪吉金古碑，以覓“篆分遺意”，篆刻家則廣泛取材，“印外求印”，呈現(xiàn)出一股強大的求新求變的時代潮流。具體到篆隸書法創(chuàng)作上，用方筆作篆，或以圓筆作隸，所謂“篆分合法”，成為當時書家、篆刻家們尋求創(chuàng)新的一大突破口。漢代篆書金石刻，在當時出土不多，且大多以銅器銘刻、磚陶文等小品為主，像《祀三公山碑》這樣有近二百字的完整碑刻，十分罕見，故一經(jīng)出土，便引起了書法篆刻界的注意。

左：鄧石如 《祀三公山碑》碑字集聯(lián) 1793

右：鄧石如代畢沅所作八言聯(lián) 1793 安徽省博物館藏

最早將《祀三公山碑》引入創(chuàng)作實踐的書家當推鄧石如（1743－1805）。今所見鄧石如書法作品中，有兩件《祀三公山碑》碑字集聯(lián)，一為八言聯(lián)：“本禮處和四維三界，寧神匡道雙闕夾門?！币粸榘不帐〔┪镳^藏清代畢沅所作八言聯(lián)：“嶺迥山幽流云夾道，祠興本報景福來廷?！眱陕?lián)均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后者有畢沅題跋，稱此碑“古樸淳厚，有似鄧生”。誠如康有為所推許的那樣：“完白得力處，在以隸筆為篆。”這顯然與鄧氏從《祀三公山碑》等漢篆碑刻中汲取藝術(shù)養(yǎng)分密不可分。

鄧石如的篆刻受此碑影響也許要更為突出。方朔認為：“完白山人于此書不過偶一為之，而其后鐫刻私印，無不一摹其體?！睏钍鼐匆嘣疲骸班囃臧鬃瓡鄰拇顺觯溏澘趟接?，則純效其體。”方朔列舉了鄧氏自用印中陽文“完白山人”，陰文“鄧石如”、“頑伯”等諸印為證。沈兆霖（1801－1862）則進一步推測，此碑或即是鄧石如晚年典型的鄧派篆刻風格的重要來源：“特頑伯晚年所刻，有異少作，向謂學與年進，自稱一家，今為小東明經(jīng)（方朔）討出本原，為之豁然。今之大江南北又有傳說刻印之家有鄧派者，或指此種?！?/p>

自鄧石如開風氣之先，后世臨習此碑的書法及篆刻名家，不乏其人。晚清有吳廷康（1799-1888）、陳灃（1810-1882）、趙之謙（1829-1884）、黃士陵（1849-1909）等，現(xiàn)當代有吳昌碩（1844-1927）、張祖翼（1849-1917）、齊白石（1864-1957）、王冰鐵（1869-1924）、童大年（1873-1953）、潘天壽（1897-1971）、陸維釗（1899-1980）、來楚生（1902-1975）等，其中又當以齊白石的影響最大。

上海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秦文錦編《聯(lián)拓大觀》書影

民國七年（1918），上海藝苑真賞社珂羅版印刷的秦文錦編《聯(lián)拓大觀》叢書，其中收錄有《漢祀三公山碑》一種。是書系據(jù)古鑒閣藏拓本剪字排貼而成，吳縣曹元忠撰句，分成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共計五十聯(lián)，一百句。這套叢書一經(jīng)出版，便受到廣泛歡迎，發(fā)行量很大。民國年間不少書家創(chuàng)作的臨《祀三公山碑》集聯(lián)書法，如齊白石“治道由衡石，王靈起闕庭”五言聯(lián)（1930年）“受雨石膚響，流元山氣靈”五言聯(lián)（約1933年），又如童大年創(chuàng)作于一九二一年的“史稱大國承茅土，民報豐年祀谷神”七言聯(lián)，即摘抄自此書。這類碑子集聯(lián)工具書的出版，方便了書家的創(chuàng)作，書家在創(chuàng)作楹聯(lián)時，只需按照實際需要，照樣摘抄即可，免去了自己撰句及安排字體結(jié)構(gòu)之煩勞，對于一般性的應(yīng)酬而言，頗為便捷。但另一方面，出版方在摘錄碑字過程中，往往會做一番技術(shù)處理，相比原拓本，字形有所縮小，筆畫也因經(jīng)過描補而顯得格外清晰，總之，與原碑字體差異明顯。此外，由于編輯者水平參差不齊，釋文方面也時見錯誤。以藝苑真賞社版《漢祀三公山碑集聯(lián)拓本》為例，六言聯(lián)集句中的“行大道在來者”，八言集句中的“尤來寇衰治行元氏”，兩句中的“來”均應(yīng)作“求”，王念孫已辨之甚切。又如八言集句中的“叟來東魯?shù)挛晃└摺?，叟字?yīng)作“要”，顯然是沿襲了王昶《金石萃編》之誤，后來諸家釋文早已作了糾正?？傊?，民國初年，此類碑帖集聯(lián)工具書的出版及廣泛傳播，對于楹聯(lián)書法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一個頗有趣味，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館研究館員)

文章原載于《東方博物》2011，

后刊載于《榮寶齋》2016。

文字源自二刊，圖片源自刊文配圖及網(wǎng)絡(lu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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