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泉州刻書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刻書歷史悠久，宋代就成為僅次于福州、建陽的又一個重要刻書地區(qū)（泉州傅金星先生有一種說法：泉州的雕刻業(yè)可上溯到唐末，最初由蓋印和拓石兩種方法相結(jié)合而逐漸發(fā)展起來）。泉州開元寺藏經(jīng)閣所藏的《大藏經(jīng)》數(shù)百本，即為北宋靖康年間（1126~1127）的木版刊本，雖然刻工是否泉州人還難確定。而據(jù)原世代從事刻印業(yè)的今豐澤區(qū)田庵村相傳，田庵村從事刻印業(yè)的一世祖洪榮山，師從理學(xué)大師朱熹學(xué)習(xí)金石鐫刻手藝。紹興二十三年（1153）起，朱熹到泉南任職，就將洪榮山帶出來，定居于田庵村。初鐫刻私章，逐漸發(fā)展到木刻乃至?xí)?。隨著文化的興盛，操這技藝的人日漸增多。田庵舊俗，每當(dāng)農(nóng)歷二十五日，家家必辦筵席，奉上刻“祖師朱文公”木牌，輪流祭祀。二月十五日為釋迦牟尼涅槃的日子，開元寺又是朱熹曾經(jīng)出入的佛門勝地，洪氏族人乃于二月十五日祭祀“祖師朱文公”。

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嘉定（1208~1224）間，泉州地方官府、私人和書坊都在大量刻書。

乾道二年（1166），韓仲通刊宋孔傳《孔氏六帖》30卷于州學(xué)。書前韓仲通序說：“紹興之初，書始成。余守泉南，集此邦儒士相與校讎，刊于郡庠?！贝疚醢四辏?181），州學(xué)又刊宋程大昌所撰、繪、經(jīng)宋孝宗御覽稱“精博”的《禹貢論》2卷及《后論》1卷、《山川地理圖》2卷?！端膸烊珪偰俊贩Q譽程書“援據(jù)厘訂，實為博洽，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因為需要刊刻的是這樣一部有來頭的書，州學(xué)教授陳應(yīng)行邀請泉郡名工，精心刻印。由于鐫刻精絕，書一出版，聲譽鵲起，被稱為“紙墨精瑩，如初榻黃庭，光彩照人，洵為宋刻本中之杰作?！贝藭堪腠?2行，行22字，白口，左右雙邊，框高19.1厘米，廣12.1厘米。版心下有龔遂、陳禾、葉志、張寸等刻工姓名。原圖以青色為水，以黃色為河，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色，“舊說之末安今皆識之”者，以雌黃線標(biāo)出（見自序）。泉州郡庠刊刻時，因尚無套色，但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確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圖冊。盡管此書是據(jù)舊說而畫，非實測得來，圖中有許多方位、分率都不太準(zhǔn)確，但已世所罕得，僅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是研究地理學(xué)史的重要文獻(xiàn)，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版畫史、科技史的珍貴實物資料。宋淳熙八年（1181），泉州州學(xué)又刊宋程大昌《演繁露》16卷、《續(xù)演繁露》6卷。而在此前，泉州州學(xué)還于淳熙四年（1177）刊宋沈與求《龜溪集》12卷，書名題《沈忠敏公龜溪集》。

淳熙九年（1182），任職泉州的胡寅之子胡大正在溫陵中和堂刻胡寅《讀史管見》80卷。序稱是書前無刊本，淳熙九年為最初刻本，每半頁12行，行22字。所惜罕見流傳。

淳熙十年（1183），泉州公使庫刻宋司馬光《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80卷。卷末題，泉州公使庫印書局淳熙十年正月內(nèi)印造。

宋泉州提舉市舶司也曾刻書。南宋所刻書有幸保存至今的是《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25卷，存14卷。每半頁11行，行19字。注雙行，行25字。細(xì)黑口，左右雙邊。目錄及卷一標(biāo)題次行署“前禮部尚書端明殿學(xué)士贈太師謚文忠公蘇軾”。王文與注解凡語涉宋帝上空一格，避宋諱咸缺末筆。目錄最后一頁末行落款“泉州提舉市舶司東吳阿老書籍鋪印”。該書刻印俱佳，傅增湘稱贊：“字體秀麗，鋒棱峭露，為建本之致精者。”泉州市舶司本現(xiàn)存14卷，起于“紀(jì)行”，止于“菌覃”。卷首附有東坡圖，傅增湘記該書圖“衣帙簽題備極雅麗，寫東坡像于卷首”，可惜6幅東坡圖像均已失傳。傅氏所藏泉州市舶司本今歸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將此書仍作為一部完書珍藏并著錄，保存傅氏藏書原貌。

宋嘉定元年（1208），宋李綱之孫大有在提舉市舶司干辦公事任上，在郡守章穎和尚書郎趙德甫資助下，鴆工鋟木，刻李綱《梁溪集》180卷及《附錄》6卷，次年告竣。

宋嘉定十二年（1219），泉州知州真德秀于郡齋刊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59卷。是書主要據(jù)司馬光《資治通鑒》增損（隱+木之底）括而成。體例仿《春秋左傳》，大書以提要者為綱，分注以備言者為目，綱如經(jīng)，目如傳。綱朱熹自作，分注命其弟子趙師淵寫成。創(chuàng)立了綱目體裁，對史書編纂具有較大影響。半頁8行，行17字，大小同。左右雙邊，版心雙魚尾。上記大小字?jǐn)?shù)，下記刻工姓名。用紙考究，紙背鈴有“金粟山藏經(jīng)箋”朱印。

泉州宋時屬縣也多有刻書業(yè)。著名的安溪縣在嘉定前就有專門的印書局，嘉定（1208~1224）前后，印書局刊刻了數(shù)量眾多的圖書。乾隆《泉州府志》載宋代安溪縣刻書稱：“印書局，在縣治大堂之右。宋嘉定間，陳宓為令，刊司馬溫公書議、唐人詩選于此。后令周珒刊《西山仁政類編》、《安溪縣志》、《竹溪先生奏議》、《庚戌星歷封事集錄》、《后村先生江西詩選》、《張忠獻(xiàn)帖》、《陳復(fù)齋修禊序》、《文房四友》、《王歐書訣》等書?！蹦纤伍g，南安刻有唐秦系《秦隱君集》。淳熙十六年（1189）又刻宋莆田方崧卿《韓集舉正》50卷及《外集舊正》1卷，刻印稱佳，紙墨精好，《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考證頗詳。

晉江、惠安、永春等縣學(xué)宮、私人也曾印過數(shù)量不等的書籍。有堂記、坊號的如儀顧堂、士禮居等。印刷的書籍，有讀書應(yīng)試所需的“四書”、“五經(jīng)”、“諸子”、《楚辭》；有民間需要的《居家必備》、《通書》、《春牛圖》；有名家專集，如唐《歐陽詹文集》，宋《蔡忠惠公文集》、《沈忠敏公龜溪集》、《梁溪先生集》、真德秀《心經(jīng)》等；有小說、戲曲，如《荔鏡傳》、《四美記》、南音歌曲等；還有名家畫版帖。

由于海上貿(mào)易的興盛，所刻書籍通過海運遠(yuǎn)銷海外。當(dāng)時連建陽刊刻的圖書也從泉州運往高麗等地，很受海外人士的歡迎。

元代，泉州有儒學(xué)、書院、私家及寺院等刻本。今豐澤區(qū)田庵村前此一部分經(jīng)商的人也全部棄商就藝，從事刻書業(yè)。元時泉州有10多所書院，由于書院官學(xué)化，幾乎所有書院都曾刻書流傳。書院刻書質(zhì)量一般高過坊刻。而元代寺院刻書中，以元初福建道泉州路在城護(hù)國水陸禪寺印造的水陸大藏經(jīng)在福建寺院刻書中規(guī)模最大。元大德八年（1304）至大元年（1308），泉州水陸專用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經(jīng)版印造寺大藏經(jīng)。當(dāng)時距初刻已近200年，大藏經(jīng)版輾轉(zhuǎn)至泉州水陸寺募印時已有許多損版。水陸寺懷仁、法崇、希穆、妙惠、妙恩、慈德等僧廣募善緣，“印造毗盧法寶大藏經(jīng)文”，經(jīng)過約5年的努力，終于完成全藏6000多卷的補版印刷大工程。印成的數(shù)部大藏經(jīng)，每卷均鈐上“水陸寺大藏經(jīng)”的長方形大戳，存放寺內(nèi)，以供眾披讀，廣為傳播。不幸的是，水陸寺戒堂、法堂于元至正十年（1350）災(zāi)毀，所存大藏經(jīng)大多毀失，流傳下來的殘卷極少，縣文獻(xiàn)無載，致使元初泉州如此大規(guī)模的一次刻印大藏經(jīng)活動湮沒無聞。所以人們長期不知道泉州水陸寺曾經(jīng)刻印過《毗盧大藏》的史實。

明代，福建刻書鼎盛。府縣爭相刊印書籍，所刻除經(jīng)史典籍外，多為本地地方志和鄉(xiāng)邦文獻(xiàn)。泉州府即先后編纂、刻印了嘉靖、隆慶、萬歷3部《泉州府志》。在萬歷《泉州府志》并及嘉靖乙酉志序、隆慶戊辰志序中，留名刻工就有：張英、沈春、余宇、蔡元、楊林、范炤、葉榮、劉顯、郭良、蔡俊、陳六、王朋、蔡干、林恩、林沖、陳仕、郭正、陳選、李文、葉冬、蔡一、李龍、謝圣、莊斌、蔡進(jìn)、吳欽、李旭、李標(biāo)、葉寀、郭才、李任、黃四、吳憲、謝春、許玄、孫、蔡二、鄭顯、吳璘、李智、范于、張孫、陳桓、洪朋、蔡六、莊武、吳東、胡三、謝三。

此外，弘治年間（1488~1505）泉州知府吳克明還捐俸刻歐陽詹《唐歐陽先生文集》8卷，萬歷元年（1573）泉州府同知丁一中刻《溫陵留墨》3種。在明萬歷間周弘祖所編纂的一部全國性書目《古今書刻》中，收有泉州府書刻5種。各地儒學(xué)、書院、鹽運司等也間或刻印書籍。書坊在沿用傳統(tǒng)雕版印刷的同時，還采用新興的銅活字印書。

明代“書皆可私刻”，私家刻書的風(fēng)氣也很盛。正德十六年（1521），葛志貞在泉州刻蔡清《虛齋蔡先生文集》。嘉靖三十七年（1558），泉州翰墨余香堂刻有《泉南新刊古板大字小學(xué)史斷》2卷。而一些鄉(xiāng)賢的著作還在外地刊刻過。建陽詹圣澤即曾刊刻過《新刻李太史釋注左傳三注旁刻評林》7卷（東閣大學(xué)士李廷機所作）。

清代，泉州府、永春州官、私、坊刻比較發(fā)達(dá)，理學(xué)著作與鄉(xiāng)邦文獻(xiàn)的刊刻是主要內(nèi)容。乾隆年間（1736－1795），泉州知府懷蔭布即主持編纂、刻印了160多萬字的《泉州府志》。晉江、南安、惠安、安溪等泉州府屬縣與永春州及其屬縣刊刻了一批志書。金門也于光緒八年（1882）在浯江書院刻了16卷《金門志》。

鄉(xiāng)賢著作刊刻中，蔡氏族人刊刻的12部本族先賢遺集尤為著名。蔡廷魁（援例捐刑部郎中）雍正十二年（1734）出資刻蔡襄《宋端明殿大學(xué)士蔡忠惠公文集》36卷及卷首1卷。此書在搜羅宋明各種版本的基礎(chǔ)上，由徐居敬參校并附錄徐（火+勃）編、宋玨增補的《宋蔡忠惠公別紀(jì)補遺》2卷，各卷卷端均有“清裔孫仕舢詒霞甫、廷魁經(jīng)五甫校梓”一行，版心下刻其室名“遜敏齋”3字。乾隆六年（1741），蔡廷魁又訪得明正德十六年（1521）葛志貞輯刻的蔡清《蔡文莊公集》，仍延清徐居敬重新編校付梓，增入蔡清佚稿數(shù)篇，并附錄蔡清事跡及有關(guān)傳序文，內(nèi)容較前刻更加完備。道光二十六年（1846），蔡應(yīng)魁倡首?？?a href='/anping/' target=_blank>安平蔡氏宗裔集資，刻明蔡道憲《蔡忠烈公遺集》6卷。此外，清代泉州刊刻先賢遺書的還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歐陽晄刻族祖歐陽詹《唐歐陽先生文集》8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涵口村陳氏家祠刻明陳琛《紫峰陳先生文集》13卷。該書版后散落泉州城一陳姓人家，光緒十七年（1891）陳欽堯以重金贖回，補其闕失，重刷印行。尤垂青于乾隆年間輯明成化至崇禎蔡清以下132位泉州人參加鄉(xiāng)、會試所作的制義，共得273篇，匯為《溫陵先正文集》，刻以行世。光緒九年（1883），泉州二銘山館刻陳澍輯《螺陽文獻(xiàn)》20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祖籍泉州府同安縣人、曾任四川曾督、致仕后定居泉州城的蘇廷玉，在福州刊刻的先祖宋魏國公、著名科學(xué)家蘇頌《蘇魏公文集》，也是一部很重要的書籍。文集收錄了蘇頌除《新儀象法要》以外的文字，共72卷，依次為詩14卷、冊文及奏議6卷、內(nèi)外制誥16卷、表啟14卷、碑志行狀13卷、記序、書札及雜著9卷。該集系蘇頌幼子蘇攜于南宋紹興九年（1139）編成，流傳不廣。據(jù)載曾有宋刻和明刻，現(xiàn)已失傳。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鯉士恭進(jìn)獻(xiàn)家藏即有此書，但未知何種版本。蘇廷玉道光十年（1830）任職蘇州時曾刻蘇頌長孫蘇象先所撰《魏公譚訓(xùn)》10卷，又以《蘇魏公文集》的宋刻本失傳，乃從杭州文瀾閣借抄一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于福州交曾任刑部云南司主事的惠安人陳金城?？獭ｊ惤鸪墙桕悏垤髋f藏兩部鈔本參與考訂，內(nèi)容比四庫本略多（文1篇、詩4首），文字也頗有差異，但更接近原本。陳金城在校訂原文后，又編目錄2卷，并輯該書歷代序跋以及蘇頌傳文等弁于簡端。該書目錄末署校者姓名9人，實際上多為掛名，僅陳金城出力最多。蘇廷玉的《重刊先魏公文集后跋》一文也出自陳金城之手。蘇廷玉還在福州重刻《魏公譚訓(xùn)》，刊刻蘇頌《新儀象法要》3卷、明蘇溶《生生篇》4卷、官獻(xiàn)瑤《石溪讀周官》6卷等。這些書的刻版均于咸豐二年（1852）運回蘇廷玉在泉州通政巷的府第。

清泉州刊刻當(dāng)代人著作也不少。道光二年至十年（1822~1830），李維迪輯刻其高祖文淵閣大學(xué)士李光地的《榕村全書》。李光地著作很多，但他在世時只刊刻過幾種，且流傳很少。全集是他去世后由其后代刊刻的。在《榕村全書》刊刻前，李維迪的祖父李清植曾于乾隆元年（1736）輯刻《李文貞公全集》，收入李光地的著述30種149卷。同時附刻李光地的兒子李鐘倫著作3種和他自己的《淛噯存愚》。《李文貞公全集》流傳至今的只有五六部。李維迪輯刻的《榕樹全書》共收入李光地著作35種190卷，也附刻李光地子孫的著作，計有李鐘倫4種、李清植2種、李清馥3種、李宗文1種。此刻多為李維迪校刊，個別零種系李師洛所刻，而《榕村語錄》和《淛噯存愚》則用《李文貞公全集》本的舊版重修刷印。道光十七年（1837），惠安孫文圻、孫文垣刻其父孫珩《歸田稿》6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蘇廷玉刻《惕齋遺書》，收入惠安孫經(jīng)世遺著3種：《惕齋經(jīng)說》4卷、《讀經(jīng)校語》2卷、《經(jīng)傳釋詞續(xù)編》1卷，書?？掠蓪O經(jīng)世的女婿陳金城主持，因蘇廷玉贊以刻資，故書內(nèi)均署“蘇廷玉刊”。道光二十一年（1841），晉江人、我國近代著名軍事科學(xué)家丁拱辰，編成《演炮圖說》一書，由泉州人、御使陳慶鏞出面，請精通數(shù)學(xué)、機械的山東丁守存、安徽鄭光復(fù)等人校訂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初自費刊印問世。清宣宗聞知特命進(jìn)獻(xiàn)該書，并賞給“六品軍功頂戴”。為此，陳埭丁氏特制“名達(dá)九重”匾額懸于祠堂之上。后丁拱辰又根據(jù)實踐效果進(jìn)行修訂，三易其稿，再經(jīng)陳慶鏞、鄭復(fù)光、丁宋存等人校訂，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編定《演炮圖說輯要》4卷，委托泉州城洪文品會文堂鐫刻行世。該書共有文50篇，圖110多幅。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詳細(xì)介紹西方軍械技術(shù)、普及火炮火藥常識的專著，對近代中國制造軍火技術(shù)作出重要貢獻(xiàn)。光緒九年（1883年），陳彥爵、陳彥祿刻印其父陳慶鏞《籀經(jīng)堂類稿》24卷，寫刻均較精湛。

清代泉州書院也刻了一些書籍。光緒十八年（1892），泉州清源書院即刻了潘世恩輯《呂叔簡先生明職篇》。

清泉州城道口街有好幾家木版書坊，有輔仁堂、聚德堂、崇經(jīng)堂、郁文堂、綺文局等，各自擁有經(jīng)、史、子、集、說部、醫(yī)書、歌、曲及其他木版。其中以輔仁堂開業(yè)最早，藏版最多。其次為綺文居、郁文堂。又次為老號的聚德堂、崇經(jīng)堂。清末，輔仁堂因家庭分產(chǎn)發(fā)生爭執(zhí)而關(guān)閉，聚德堂崇經(jīng)堂不久也因經(jīng)營不善相繼歇業(yè)，所藏書版多被郁文、綺文二坊購去。郁文堂收購輔仁堂舊版最多，在此基礎(chǔ)上增設(shè)經(jīng)文一肆，擴(kuò)大營業(yè)規(guī)模。除用舊版印書販賣外，也刊刻一些書籍，如日用參考書《居家必備》等。但該書坊所刻書以話本小說最為著名，如《說岳全傳》、《平閩全傳》、《粉妝樓全傳》等?！镀介}全傳》6卷52回，無名氏撰，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此書演楊文廣平閩故事，內(nèi)容十分荒誕，且夾雜方言，非漳泉人不能解，作者必為閩南人無疑。取士之文廢八股，改用經(jīng)義、史論、時務(wù)策后，郁文堂又新刻若干經(jīng)義史論諸書及科歲試、鄉(xiāng)試的試藝闈墨等以應(yīng)時趨。綺文居在購得幾家書坊的舊版后，也增設(shè)珠玉樓，印刷《四書備旨》、《禮記》等書出售。綺文居也有刻書，如光緒十年（1884）刻張錫捷輯《較正官音仕途必需雅俗便覽》3卷等。此外，泉州還有一家名為“允壽堂”的書坊，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刊刻了《新文雙金印》、《新編跋馬曹》、《新編斬文雄》等福州評話。而洪潮和傳授其后代歷法，經(jīng)常每一年份，由其裔下的長房和三房的“繼成堂”，各自編著巨本《通書》、大量《歷圖》，刊刻木版印行。另外還有專為刻印“勸善”書籍的家庭作坊，以個人為坊號的林雅坤，逐年都有新刻版本。總之，從光緒到宣統(tǒng)年間，田庵、淮口、后坂的刻版業(yè)務(wù)，還是相當(dāng)繁榮的。

清代福建的刻工以泉州洪氏、施氏和福州吳氏工匠最為著名。泉州刻工多聚居在涂門外的田庵、后坂、淮口3個村。據(jù)乾隆《泉州府志》和乾隆《晉江縣志》等文獻(xiàn)記載，至清中葉以后，3村的雕版工人還有300多人，有的全族人從事雕業(yè)。田庵為洪氏刻工的聚居地，后坂為施氏刻工的聚居地。清代泉州所刊刻書籍多出自施、洪二姓工匠之手。施俊章刻黃任《鼓山志》（乾隆二十六年、1761）。施高爵刻《泉州府志》（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代刻工在所刻書籍內(nèi)一般只注明匠首的姓名，不像宋、元、明刻書多在版心注明各頁的具體刊刻者姓名，乾隆《泉州府志》篇幅大，達(dá)160多萬字，故施高爵應(yīng)是匠首，參刻者不只他一人）。施志銳刻陳琛《紫峰陳先生文集》（乾隆三十三年、1768）。施必明刻楊魁植《九經(jīng)圖》（乾隆三十七年、1772）。施大侃刻朱爾繩《易經(jīng)大全會解》（乾隆末年、1795）、陳龍標(biāo)《周禮精華》（嘉慶十一年、1806）、聶銑《近科新策約選》（嘉慶十五年、1810）。施唐培放慢孫珩《歸田稿》（道光二十年、1840）、吳淑《重訂事類賦》（道光年間）。洪文品刻汪遠(yuǎn)涵《建陽詩抄》（道光十年、1830）、丁拱辰《演炮圖說輯要》（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文暢刻《四書補注附考備旨》（道光二十六年、1846）等等。一些刻工還支援過福州地區(qū)的刻書。清同治五年（1866），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州禮聘名士，訪求康熙版《正誼堂全書》之完本，重加?？?，督工刊刻。全書收書68種，共計534卷，“悉招福州及泉州涂門名匠解刻”，并要求“領(lǐng)刻匠人應(yīng)立限狀，日刻一萬字，不得延遲?！?

除刻版印書外，清代福建刻木活字印書的人也不少，其中以泉州龔顯曾、黃謀烈最為著名，流傳至今的印本最多，將木活字稱為“子版”，也是他們的發(fā)明。龔顯曾，字詠樵，同治二年（1863）進(jìn)士，一生“嗜金石文字”，“喜搜輯鄉(xiāng)邦文獻(xiàn)”（民國《福建通志》總卷39《文苑傳·清》）。出于愛好，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與同年黃佑堂儀部約各刊子版，刷溫陵先正遺書”，名曰《亦園子版書》。龔顯曾木活字印本有：清陳慶鏞《籀經(jīng)堂集》16卷（同治十三年、1874），宋曾慥《高齋漫錄》1卷、《高齋詩話》1卷（同治十三年），陳棨仁、龔顯曾輯《溫陵詩紀(jì)》20卷（光緒元年、1875），郭尚先《芳堅館題跋》（光緒元年），自著《亦園脞牘》8卷、《亦園續(xù)牘》2卷（光緒四年、1878），許祖淓《聊中隱齋遺稿》2卷（光緒四年），楊?！缎⊙菅拧罚ü饩w年間）。所印諸書版心下都鐫有“誦芬堂藏本”或“誦芳堂正本”字樣，所題“藏本”與“正本”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版式不同，“藏本”均為半頁10行，行22字，細(xì)黑口，對魚尾，左右雙邊；“正本”均為半頁12行，行24字，細(xì)黑口，對魚尾，四周單邊。龔顯曾所刻木活字為宋體字，但質(zhì)量很差，他說：“吾郡刻工粗劣，子版更甚”，排印也不整齊，“余所制亦未能勻整也”（龔顯曾《亦園脞牘》）。相比之下，黃謀烈所刻木活字則美觀得多。

黃謀烈，同治二年（1863）進(jìn)士，授內(nèi)閣中書，后任職禮部，歸里后主講清源書院，蜚聲翰苑，熱心公益，雅負(fù)時望。所刻木活字均為楷體，印刷也比較整齊、清晰。印本有：陳遷鶴《毛詩國風(fēng)繹》1卷（同治十三年、1874），黃貽楫編《李石渠先生治閩政略》1卷（光緒元年、1875）。兩種書版式相同，均為半頁9行，行20字，黑口，四周雙邊，版心下鐫有“梅石山房”4字?！睹妵L(fēng)繹》書名頁還印有“同治十三年冬日晉江黃氏用子版印于梅石山房”牌記。黃謀烈排印書籍均選擇篇幅較小的書，這可能與他所刻木活字?jǐn)?shù)量少有關(guān)。他在一封致楊浚的信中曾談及刻字的事：“承詢前刻之活字版，因為匠人所欺，刻未及半，已銷耗數(shù)百金，舍弟因?qū)⒖坦ねＶ埂９苁露?，一已入典鋪，一在詠翁（即龔顯曾）處排字。百般起頭難，擬覓得可當(dāng)書鋪之人，再議續(xù)刊、續(xù)刷。此刻無熟手，刷書殊覺費力?！保ㄔ馗＝ㄊD書館）從龔、黃二人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當(dāng)時刻木活字印書比雕版印刷更為困難。

在龔顯曾、黃謀烈之前，晉江人柯輅也曾用木活字印書。柯輅，舉人出身，嘉慶九年至十八年（1804~1813）任邵武縣訓(xùn)導(dǎo)。嘉慶十四年（1809）用木活字印《淳庵詩文集》12卷?？螺`著述等身，“所著書多至四十四種八百六十余卷，省志稱其著述之富謂閩中古今人未有逾此”。他“嘗自制活版一付，凡有異書，悉為刷印”，但現(xiàn)在能看到的僅《淳庵詩文集》一種。他去世后，子孫凋零，竟將這套木活字“以為榾柮之用”，全當(dāng)作燃料燒掉。（引文見陳棨仁、龔顯曾《溫陵詩紀(jì)二集》卷六）嘉慶十七年（1812），著名學(xué)者高澍然在光澤用木活字印《詩音》，其子高孝祚跋云：“家君撰《詩音》十五卷，先就活版梓行，命孝祚兄弟司校對。孝祚等謹(jǐn)遵《康熙字典》字畫詳校，而常用字每集凡十?dāng)?shù)見，時新子趕辦未及，間參用舊子足之，以故帖體俗書未能刊除凈盡?！薄对娨簟匪玫哪净钭肿煮w與《淳庵詩文集》完全一樣，估計是高澍然向柯輅借用。

辛亥革命后，泉州城開始出現(xiàn)石印，而在這之前綺文居分設(shè)的珠玉樓、郁文堂分設(shè)的經(jīng)文，亦各自并入原坊。因業(yè)務(wù)銳減，綺文居旋收盤。木版書坊僅郁文堂一家。雖然泉山書社民國十六年（1927）曾出版過《泉州府志》乾隆版補刻木，但生意日形冷清，其后木版書籍無復(fù)刊刻。這時，泉州城出現(xiàn)益文石印館，郁文堂乃另開石印局，其書坊則改為代售商務(wù)印書館、中華書局的教科書。民國十九年（1930）郁文堂也停業(yè)?？贪婀と顺袚?dān)洪潮和長、三房年刻《通書》、《歷圖》外，大多數(shù)轉(zhuǎn)向雕刻印章方面發(fā)展。其后田庵村等3村的木刻藝人出洋以刻印為業(yè)的日多，足跡遍及南洋各埠。到20世紀(jì)60年代，田庵村等3村的刻印工人合計還有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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