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宗教在中國：世界三大宗教，是如何在中國“面目全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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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懷中先生在《伊斯蘭與中國文化》中引用中國民諺所說的：“基督教是洋人的槍子兒打進來的，佛教是印度大白象馱進來的，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駱駝運進來的。那么，他們傳入中國后，又經歷了哪些變化，跟著爛柯人君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一、佛教的中國化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已經十分漫長，已經完全改造成為中國風格的宗教，中國化程度極深，中國人無論信奉與否，其思想觀念中都有佛教的影響。故我們可以直接考察佛教關于神的觀念在中國的變化。

在中國的兩漢三國時期，佛教剛傳入中國，此時的佛教只能作為道術的一種而存在，在當時的中國人心中，佛教等于與道家的方術。這一問題可以湯用彤先生的研究：“漢代佛教，歷史材料甚少，極為難言。但余極信佛教在漢代不過為道術之一。華人視之，其威儀義理或有殊異，但論其性質，則視之與黃老固屬一類也。”。在士人的心目當中，佛教中的佛與中國傳統(tǒng)神話體系中的神仙地位是一樣的。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中，佛祖、菩薩并非是至高無上的。而且我們需要注意，在中國化過程中，佛教的神靈形象也按照中國人的審美進行了改造，例如觀音的形象，在佛教經典中為男子形象，在中國卻逐步演化為女子形象。

觀音形象在中國的轉變

《西游記》的神仙體系代表了中國人傳統(tǒng)神仙世界的觀念，在其構建之中，佛教的各種領袖完美的融入于中國的神仙體系，佛祖被認為是五方五老之一，僅是一方天尊。佛祖釋迦摩尼并非最高級別的三清，甚至并非次一等級的四御，而是西方如來佛祖、南海觀世音菩薩、東方崇恩圣帝、北方北極玄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并列為五方五老之一。佛教最高的佛祖被成功的融入了中國的神話體系，這是中國人對于外來佛教觀念的改造與認識。

五方五老

二、伊斯蘭教在的中國的改造

伊斯蘭教在成立之時便開始向中國傳播，在唐朝時期，通過唐朝與中亞交往的使節(jié)，商業(yè)往來中的商人、軍事戰(zhàn)爭產生的戰(zhàn)俘與軍士來往，伊斯蘭教便已經進入中國。伊斯蘭教屬于一神教，真主安拉是神的唯一使者，《古蘭經》明確規(guī)定“除真主外，你們不要祈禱別的任何神靈，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除他的本體外，萬物都要毀滅?！边@一點在阿拉伯教權與王權相統(tǒng)一的環(huán)境下很好解決，但在中國皇權與教權分離的情況下，穆斯林為了適應生存，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

穆罕默德壁畫

在中國的穆斯林出現了“二元忠誠”，穆斯林群體引用古蘭經中“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一個代理人”的經義，轉為強調皇帝身份的特殊性。他們的落腳點仍然在于把真主安拉放在最高的地位，但也把皇帝加入他們的信仰體系。他們力圖做到把真主放到最高地位，但現實的壓迫使他們對于神的觀念有了一點妥協。但這無疑為他們贏得了寬松的政治發(fā)展環(huán)境。

隨著穆斯林群體在中國社會的壯大，他們?yōu)榱诉m應社會生活以及提升社會階級。他們也積極投身于科舉考試當中，他們學習儒家經典，接受儒家經典浸染愈來愈深，便把儒家思想也援引到自己的經書當中。穆斯林中的一些大學者，往往是“伊儒兼通”，甚至對于中國古代社會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也很熟悉。他們在翻譯伊斯蘭教的經典時，往往也借鑒了儒家思想，即所謂 “既通天方之典，復通中國之經，融會貫通著為書以闡其教?！?/p>

中國建筑風格的 西安大清真寺

而穆斯林取名的變化，也可以顯示伊斯蘭教的中國化。一直到元朝，外來的穆斯林都保持其原來的命名習慣，只有名沒有姓。而且在明朝以前，他們的名字大多不改漢名。只有少數漢化極深的人才會給自己加漢姓、改漢名，這點我們可以觀察《元史》中所謂色目人（一般為穆斯林）的名字，如“保巴”、“阿老瓦”等。明建國以后，一方面朱元璋以種族革命下詔，禁止蒙古、色目的生活習俗與文化習慣，另一方面中國穆斯林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穆斯林加漢名、改漢姓的現象實際成為一種潮流，而且穆斯林接受了中國傳統(tǒng)的宗族觀念，例如回族穆斯林同胞就接受了同宗同輩的人用一個固定的字來命名的傳統(tǒng)。一些回族大姓之中，也興起了修族譜、家譜的做法。

三．基督教傳教形式的改變

基督教明末隨著西學東漸便已經傳入中國。在基督教的信仰體系當中，上帝崇拜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特征。基督教的十誡中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p>

晚明傳教士圖

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遇到一個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中國人對于祖先和鬼神的崇拜。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與傳統(tǒng)典籍之中，有許多關于“帝”、“上帝”、“天帝”之類的觀念，明末的傳教士便這些概念附會到基督教的上帝身上，但他們對于中國人祭祀祖先這一行為是持不滿態(tài)度的，利瑪竇等傳教士對于這一做法持默認態(tài)度，這引起了基督教內部的教俗之爭，在1704年，即康熙43年，羅馬教皇格勒門十一向中國發(fā)出敕令，禁止教徒祭祀祖先。這無疑引發(fā)康熙皇帝的反感，對于基督教已經開始限制。

康熙年間，諸皇子爭儲位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而對于基督教傳教士致命的的是，他們支持的雍正的對手八阿哥黨，為雍正禁教埋下了禍根。雍正禁教的導火索源于福建官員的一封奏折，奏折稱基督教徒私建教堂、聚眾集會、男女混雜、有傷風化。這使本來就對基督教有成見的雍正帝更為不滿，他敏感的意識到基督教的傳播將危害他對臣民的思想控制，便實行嚴格的禁教政策。基督教很快在中國就銷聲匿跡。

基督教正式傳入中國是隨著晚晴洋人的槍炮進來的，這一問題依然困擾著基督教的傳教士。但基督教想要在中國獲得更大的發(fā)展，基督教自身還是做出了做大的讓步，晚清著名的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傳教的過程中，也主動宣稱中國人祭祀祖先既不是迷信活動，也不是偶像崇拜，而僅僅是一種孝敬親人的表現，要求傳教士不要干預，要尊重中國人的這種傳統(tǒng)?，F今的基督教在華傳播，基本遵循這種態(tài)度。

李提摩太（后左二）與當時中國的翰林學士

文史君說：

我們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宗教自由、各宗教平等的國家。世界三大宗教在我們廣袤的土地上都有無數的信徒，而三大宗教卻并非我們的本土宗教。且三大宗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不同、傳播方式不同、傳教地點不同。三大宗教在適應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時，都做成了許多的讓步，其傳入中國時間越早，做出的改變越多。如最早傳入中國的佛教做出的改變最大，甚至宗教主要的神形象都進行了中國化。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對于各宗教的影響無疑的潛移默化的。但這正體現了中國文化對于異文化的包容性??！所以，今日之中國，難道我們不應該更加堅持文化自信嗎？

參考文獻：

任繼愈 ：《中國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楊懷中、余振貴：《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吳伯婭：《關于雍正禁教的幾個問題》，見2003年《清史論叢》。

何玉紅：《明清時期伊斯蘭教中國化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王一普：《試析李提摩太的傳教策略及其特點》，《歷史教學》，2009年第10期。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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