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里的中國文明史
1921年10月，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與多名中國工作人員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的發(fā)掘工作揭啟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序幕。2021年10月18日，時隔一個世紀，“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暨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仰韶文化的發(fā)現(xiàn)地隆重舉行。大會的開幕式上，發(fā)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這一百個考古發(fā)現(xiàn)自然不能涵蓋百年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發(fā)展的全部成就，但已可約略展現(xiàn)一個世紀來中國考古成果之豐碩，也串起了一部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文明史。如果做一大致的歸納，可以說這些成果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問題。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發(fā)掘時的留影
一、中國人從哪里來？
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共有5項，分別是：河北陽原泥河灣遺址群、北京周口店遺址、遼寧營口金牛山遺址、山西襄汾丁村遺址、寧夏靈武水洞溝遺址。這五個遺址作為舊石器時代考古成果的代表，展現(xiàn)了200萬年來中華大地上古人類活動的身影。
北京猿人復原圖
目前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表明，非洲是人類的起源地，古人類曾數(shù)度“走出非洲”，但早先抵達其他大陸的古人類（如北京猿人）已經滅絕，后來崛起并擴散到各大洲的晚期智人則是地球上所有現(xiàn)代人的直接祖先；同時，晚期智人曾與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有過通婚，現(xiàn)代人身上仍保留著少量這些已滅絕古人類的基因。這便是國際上主流的“走出非洲說”。
一些中國學者則基于化石形態(tài)及時代連續(xù)性的觀察，提出“連續(xù)進化，附帶雜交”的理論。他們同樣認為北京猿人等直立人追根溯源也是來自非洲，所不同的是，他們主張現(xiàn)代東亞人是北京猿人等直立人“連續(xù)進化”的結果，同時也與其他古人類存在基因的交流，即所謂“附帶雜交”。
可見，兩種不同學說的分歧在于晚期智人是否替代了早先走出非洲的直立人，而非洲作為人類起源地這一點，在學界則存在共識——這可能與民間某些認識的出發(fā)點不同。
囿于現(xiàn)有材料的偶然性以及古DNA提取的困難，許多謎題尚未有最終的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境內發(fā)現(xiàn)的古人類遺存，為探索人類起源與演化的問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線索。
二、中國文化從哪里來？
“中國”或“中華”的概念雖然晚出，但探尋中國文化的淵源或者“最初的中國”，不可避免要上溯至新石器時代。
大約在1萬年前，冰川消退，氣候變暖，地球恢復了盎然綠意。優(yōu)越的氣候環(huán)境，為人類文化的飛躍提供了可能。以農業(yè)、定居、陶器、磨制石器諸要素的產生為標志，人類告別漫長的舊石器時代，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西亞、北非、南亞、東亞等地以“農業(yè)革命”為契機，開始孕育更為成熟的社會組織與文化體系。
不同于西亞的麥作農業(yè)，東亞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農業(yè)主要表現(xiàn)為粟、黍和稻的栽培。北京東胡林遺址和內蒙古敖漢興隆溝遺址雖然沒有列入本次“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但它們分別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粟和世界上最早的黍，在農業(yè)史上有特殊意義。河南舞陽賈湖、河南新鄭裴李崗、河北武安磁山等遺址，是黍粟農業(yè)進一步發(fā)展的見證。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浙江浦江上山遺址，則因早期水稻的栽培聞名于世。北方的黍粟農業(yè)和南方的稻作農業(yè)，以及豬等牲畜的馴養(yǎng)，為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繁興奠定了物質基礎。
距今1萬—7000年，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業(yè)已萌生。上山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的發(fā)現(xiàn)，揭示了中國早期的木構建筑。賈湖等遺址已經孕育鼎等中國特色的容器，是為三代青銅重器的淵藪。內蒙古敖漢旗的興隆洼及興隆溝遺址、黑龍江小南山遺址所出距今約8000年的玉玦等玉器，以及稍后長江下游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玉玦，是中國玉文化的重要源頭。湖南洪江高廟遺址、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反映太陽崇拜與神鳥崇拜的藝術精品，后來良渚文化的神人獸面紋乃至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都可追溯于此。賈湖遺址的骨笛、河姆渡遺址的陶塤等樂器，則吹響了史前的悠揚樂音。
興隆洼遺址出土玉玦
賈湖遺址出土骨笛
可見，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華夏大地上的先民創(chuàng)造了自成特色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并確立了中國文化的基調。
19世紀末以來，以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與傳教士鼓吹“中國文化西來說”。安特生在仰韶村的發(fā)掘雖然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開端，但他卻因仰韶彩陶與中亞彩陶的相似，試圖從考古學的角度佐證“中國文化西來說”。后來中國考古學家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等遺址的自主發(fā)掘，則揭示了中國文化的本土性，“中國文化西來說”成為明日黃花。
一百年來豐富的考古學成果表明，中國文化是新石器時代以來在華夏大地上自主產生的，同時，中國文化從來不是封閉、孤立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冶煉技術、小麥、牛、馬、羊等進入東亞，華夏先民吸收了這些外來因素，并完成了創(chuàng)造性轉化。如商周青銅器是人類歷史上青銅文明的高峰，華夏先民運用獨樹一幟的范鑄法，并以青銅這種新的材質去鑄造原先陶禮器的器形，實現(xiàn)了“新瓶裝舊酒”的禮制表達。后來漢唐盛世對域外宗教、藝術、科技、物產的吸收，莫不說明包容性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也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保證。
三、中國文明是如何形成的？
在考古學界，“文化”（culture）往往就考古學文化而言，指考古發(fā)現(xiàn)中可供人們觀察到的屬于同一時代、分布于共同地區(qū)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某種物質文化遺存的共同體，多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亦可運用于舊石器時代考古）；而“文明”（civilization）指的則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較高階段并具有較高文化的狀態(tài)，只有人類的文化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叫“文明”。在不同的地區(qū)，“文明”會表現(xiàn)為不同的形態(tài)，比如“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國文明”等。
如果說距今1萬—7000年孕育了中國文化的早期形態(tài)，那么距今7000—5000年則是中國文明形成的關鍵時期。與上一階段相比，該階段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更廣，遺址更密集，社會發(fā)展程度更高，如以仰韶村、河南三門峽廟底溝、河南鞏義雙槐樹、陜西西安半坡、陜西臨潼姜寨等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遼寧朝陽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以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為代表的凌家灘文化，以上海青浦崧澤遺址及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為代表的崧澤文化，以重慶巫山大溪遺址為代表的大溪文化，都反映了社會復雜化的深化。
在該階段，不同區(qū)域的考古學文化自成特色，各有千秋，可呼應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同時這些考古學文化之間也存在密切的互動，反映了中國文明起源進程中多元一體的格局。如仰韶文化各類型之間的交融與整合，如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交流，再如東部各文化（如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之間的互動，一些物質文化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著名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曾將中國史前文化分為六大區(qū)域，并指出自距今約6000年左右開始，中國境內幾個獨立發(fā)生的區(qū)域性文化相互相連鎖成為一個更大的“中國相互作用圈”（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自距今約5000年開始，這個相互作用圈趨于定型，并可以稱之為“中國”，亦即“最初的中國”。（Kwang-chih 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rth ed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4-242）近年來，一些學者從考古學角度對“最初的中國”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距今5800年，凌家灘文化與崧澤文化出現(xiàn)了隨葬大量精美玉器的“土豪墓”，反映了社會復雜化程度的加深。而凌家灘文化與崧澤文化，又是良渚文化的先聲。距今5300年是另一關鍵的時間點，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的崛起是當時的一個重要事件。在2006年良渚古城發(fā)現(xiàn)之前，良渚文化多被學者形容為“文明的曙光”或“站在文明的門檻上”。而伴隨著大型城址和外圍水利工程的揭示，良渚文化已被學界普遍視作“中國文明五千年的實證”。同樣是在距今5300年左右，中原地區(qū)的仰韶文化也出現(xiàn)了大型都邑，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在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也在此時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
良渚古城是距今5000—4700年之間陸續(xù)建成的。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工程的土方量，超過1000萬立方米。若無高度統(tǒng)一的王權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如此大型工程的建造是難以想象的。良渚古城內的莫角山宮殿遺址和反山王陵，以及環(huán)太湖流域廣大區(qū)域文化面貌的趨同，都證實了王權的存在。雖然不同學者對“文明”標準的理解存在差異，但如果一個社會已經進入“國家”的階段，它已屬于“文明”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如恩格斯便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提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著名論斷。
與同時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良渚文化表現(xiàn)出鮮明的特色，同時在社會發(fā)展程度上亦不遜色。如被譽為“土筑金字塔”的莫角山宮殿區(qū)是一座人工堆筑達10余米的夯土高臺，與古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相比，在體積上，莫角山高臺與胡夫金字塔相差不遠，前者的工程總土方量約為228萬立方米，后者的體積約為260萬立方米；在建造時間上，莫角山高臺還要早上3個世紀。當然，早期中國以土木為主要建筑材料，與其他古代文明不同，這也造成了現(xiàn)存遺跡所帶來的不同觀感。
良渚古城示意圖
距今4300年左右是一個轉折點。由于氣候變遷、自然環(huán)境惡化等原因，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等趨于消亡，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出現(xiàn)了山東龍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共同構成了“龍山時代”（距今4300—3800年）。在“龍山時代”，中國文明的重心正式在黃河中游確立，中國境內不同區(qū)域的考古學文化發(fā)生激烈的碰撞與重組，逐步形成較統(tǒng)一的文化認同（如玉器崇拜、獸面紋崇拜等）。在被一些學者視作“堯都”的陶寺古城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來自東方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因素，也可以看到來自西北地區(qū)的文化因素。正是多元文化的匯聚和融合，成就了“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文化的發(fā)展高度。
陶寺古城遺址出土彩繪龍盤
中國文明的發(fā)展具有連續(xù)性，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等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國文明自誕生之日開始，雖然有局部的斷裂和重組，但總體來說是綿延不絕的，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如良渚文化雖然在長江下游消亡，但它所表現(xiàn)出的禮儀制度，玉琮、玉鉞、玉璧等玉器組合，鼎、豆、壺等陶器組合，代表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的神人獸面紋，宮城、皇城、外郭的三重城市結構，等等，都可在后來的其他考古學文化中尋覓到蹤跡。包括良渚文化在內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盡管因種種原因退出歷史舞臺，但它們所孕育的文化因素最終匯入了中國文明的滾滾長河之中——這正是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寫照。
四、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是如何強化的？
距今3800年左右，“龍山時代”結束，二里頭文化形成。不同于“龍山時代”的陶寺文化，二里頭文化的輻射范圍更廣，并出現(xiàn)了玉牙璋、青銅爵等禮儀重器。二里頭文化因素傳播至長江下游的馬橋文化、西遼河流域的夏家臺下層文化、黃河下游的岳石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等，如二里頭文化特色的玉牙璋、綠松石銅牌飾、陶盉被后來的三星堆文化所承襲，可反映二里頭文化對周邊文化的影響。
二里頭遺址出土玉牙璋（左）；廣漢三星堆遺址1號祭祀坑出土玉牙璋（中）；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牙璋（右）
二里頭遺址被視作夏代晚期、商代初期的大型都邑遺址，而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作為商文化的主體，同樣與周邊的文化存在密切的互動。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江西新干商代大墓以及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均是商代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它們既受到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同時又富于地域特色，反映了“多元一體”的延續(xù)與強化。
李零先生說，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兩次“大一統(tǒng)”。（見《我們的中國》第1編《茫茫禹跡：中國的兩次大一統(tǒ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版）西周通過“封建”實現(xiàn)了第一次“大一統(tǒng)”，山西臨汾晉侯墓地及曲村-天馬遺址、北京琉璃河遺址、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湖北隨州曾侯墓群、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山東曲阜魯國故城等遺址便是此次“大一統(tǒng)”的直觀反映。在周人的勢力到達山東、湖北、北京等地之前，當?shù)囟加信f有的土著文化。通過周文化與土著文化的深度交融，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等地域文化初步形成。
西周時期便已出現(xiàn)的“天下”“禹跡”“四方”“四?！钡?a href='/dili/' target=_blank>地理空間觀念，勾勒出時人心目中的空間輪廓。西周封建的范圍，不但囊括夏、商之舊壤，還進一步開拓四裔之地。從春秋時期的青銅銘文看，無論是東土齊國叔夷鐘銘文的“處禹之緒”，西土秦國秦公簋銘文的“鼏宅禹跡”，還是南土曾國嬭加編鐘銘文的“帥禹之緒”，皆自稱據(jù)有“禹跡”?！疤煜隆被颉坝碹E”，既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壯大的共同舞臺，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地理空間觀念基礎。
嬭加編鐘
春秋時期，中原諸侯以“諸夏”自居。為了應對所謂“蠻夷戎狄”的侵擾，齊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管仲強調“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諸夏”認同成為凝聚這一共同戰(zhàn)線的紐帶。諸夏認同具體表現(xiàn)為文化認同，如孔子所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保ā墩撜Z·八佾》）“夷狄”與“諸夏”的區(qū)別，在于是否有禮樂?！爸T夏”本身便是民族融合、不斷發(fā)展的產物，后來主動吸收諸夏禮樂的“夷狄”，亦可融入“諸夏”。如白狄所建立的中山國有意效仿諸夏的衣冠文明，再如被中原人士視作蠻夷的楚國，在“撫有蠻夷”同時，也是“以屬諸夏”（《左傳》襄公十三年）。
秦并天下是另一次“大一統(tǒng)”，秦朝通過推行郡縣制，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湖南里耶古城遺址所出秦簡，反映了秦代“文書行政”的實踐。漢承秦制，秦制也深刻影響了此后兩千年的歷史進程。廣東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及南越王墓，吉林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等等，反映了秦漢時期中國文明不斷向周邊輻射的趨勢。
秦漢之后，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黑龍江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內蒙古遼上京遺址、內蒙古元上都遺址、黑龍江金上京會寧府遺址、寧夏西夏陵等遺址表明，渤海、遼、元、金、西夏等非漢族政權推動了民族融合的加深以及中國版圖的擴大；貴州遵義海龍屯城址及播州楊氏土司墓群，則是中原王朝邊疆治理的獨特標本。
同時，中國文明也注意吸收域外的文化因素。南越王墓、廣西合浦漢墓群所出波斯、羅馬風格的器物，南宋廣東“南海I號”沉船，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證。正是兼容并包的包容性，以及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證了中國文明歷五千年而不絕，歷五千年而彌新。
南越王墓出土波斯風格銀盒
余論
習近平總書記號召考古工作者“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而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與自成特色的中國文明本身密不可分。中國的考古學研究表明，人類文明有不同的形態(tài)，也有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對中國文明的深刻揭示，可為認識人類文明提供更多的視角和更多的可能性。
考古學是從西方傳入的學科，它自從在中國落地生根，便與傳統(tǒng)的金石學、歷史學、文獻學產生密切的互動，這也造就了中國考古學的一大特色——以證實文獻所記錄的歷史為重要任務。這一“中國特色”，遭致一些學者的詬病。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古代典籍是寶貴的財富，如果我們能妥善利用，對于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是推進而非阻礙。也正是出于探索中國早期歷史的特殊使命感，“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中，新石器時代占33項，夏商周占25項，已逾半數(shù)，可見其特殊意義。
無論是一百年前的仰韶村發(fā)掘，還是泥河灣遺址群等發(fā)掘項目，都離不開中外學者的合作；同時，近年中國考古學開始走出國門，在埃及、洪都拉斯、烏茲別克斯坦、肯尼亞、沙特等國開展考古工作。探索人類文明的往昔，也離不開國際的協(xié)作與開放的心態(tài)。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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