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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碑刻考略

崔傳富

平度地處膠東半島西部, 是隸屬于青島的縣級城市。平度歷史悠久，是岳石文化的發(fā)祥地，戰(zhàn)國名城即墨也在其今天的轄境內(nèi)。縣城自西漢（公元前203 年）始建于此，文物古跡眾多，昔日坊表碑碣林立，廟宇宮殿等古建筑隨處可見，文化底蘊極其豐厚。兩漢時轄境內(nèi)同時存在的有郁秩、平度、盧鄉(xiāng)、當利等縣級政權(quán)。時光荏苒，雖歷經(jīng)戰(zhàn)亂、風雨剝蝕和人為破壞，仍有《漢王舍人碑》、《漢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和一些零星漢代碑記殘石留存到今天。

平度現(xiàn)存數(shù)量可觀、價值較高的是鄭道昭父子的北朝刻石。公元510 年，亦即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鄭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平東將軍（任所在今萊州市政府所在地）。光州統(tǒng)領(lǐng)3 郡14 縣，所轄面積即今天的膠東半島。鄭道昭蒞任后，遍行諸郡縣。永平四年（511 年），在天柱山（今平度市北50 里）為其父刊造《鄭文公碑》（上碑），并作《東堪石室銘》一首，題記二處。鄭道昭離任光州52 年之后，其三子鄭述祖于北齊河清三年夏（564 年）出任光州刺史，天統(tǒng)元年（565 年）在天柱山留下了《天柱山銘》和《天柱山頌》兩處隸書刻石。

另外，北朝刻石還有《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題記》和東魏《姚保顯造石塔記》。

平度大澤山素有“魯東名山”之稱，山上有北宋以后歷代刻石300 余處，大多都有較高的書法價值。其中北宋刻石和金代刻石見證了山中名剎智藏寺的興建和鼎盛，顯得彌足珍貴。

漢王舍人碑

▲漢《王舍人碑》原石

▲漢《王舍人碑》碑額

▲ 漢《王舍人碑》拓片

《王舍人碑》，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公元183 年）立。1982 年冬在平度灰埠鎮(zhèn)侯家村出土。上部碑文殘缺，現(xiàn)殘高110 厘米，寬78 厘米，厚21 厘米，碑文隸書，計12 行，行19 字不等，左下部另有款識“光和六年四月乙酉立”獨占1 行，清晰可讀者尚有186 字，現(xiàn)存平度市博物館。

此碑碑額雕螭，刻工精美，上有豎排篆字2 行，因下部殘缺，僅存6 字，從殘存篆字及漢人題額慣例推測，碑額應(yīng)為“漢舍人口王君之口”， “之”下疑為“碑”字，另缺一字無考，或者此處本來就沒有字。蘇州華人德先生疑此處或為碑穿，也很難定論。

▲ 漢《王舍人碑》局部

碑主王君，為漢舍人。因此碑上部殘缺，碑文難以通讀，碑主是什么舍人，難以斷言。專家據(jù)碑文中“……靈臺之格，展渾儀之樞”句，推測其為靈臺待詔之一，是太史令屬官，遂將此碑定名為《漢王舍人碑》。1986 年齊魯書社出版了單行本，國內(nèi)外有關(guān)雜志紛紛介紹，引起了書壇的廣泛關(guān)注。

《王舍人碑》的奇特之處，是使用了龜趺。漢碑的碑趺一般作長方形，使用龜趺則較為少見，據(jù)華人德先生考證，在此碑出土前，能夠見到的僅有四川的《樊敏碑》。此王舍人碑龜趺長125 厘米，寬90 厘米，高33 厘米，造型古拙，線條流暢，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是一件難得的圓雕藝術(shù)精品，為研究漢碑的形制提供了很好的實物資料。

▲ 漢《王舍人碑》局部

隸書發(fā)展到東漢時已臻純熟，《王舍人碑》也不例外。其書風婉約峭麗，又不失樸厚自然，在漢隸風格中，屬端莊典雅、靜穆安詳一派，與《禮器碑》、《史晨碑》有異曲同工之妙?！锻跎崛吮凡煌谄渌麞|漢碑版的明顯之處，一是在筆畫上夸張了“蠶頭雁尾”的筆勢，使橫畫波磔更顯奇縱瑰麗；橫畫和捺畫收筆時向上大幅度挑起，特點非常明顯，為其他漢隸所少見。二是在結(jié)字上一反漢隸扁方之常格，有意拉高了字形，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東漢末期的隸書取勢，一般是左右開張，字呈扁形，此碑隸書結(jié)體基本呈方形，筆畫安排上密下疏，重心居下，結(jié)字穩(wěn)重大方。這種字體取勢開啟了楷書的先河，是學習隸書的極好范本。

東漢碑記殘石

1984 年夏，在《王舍人碑》出土地，文物工作者又發(fā)現(xiàn)數(shù)塊漢碑殘石，現(xiàn)存平度市博物館。其中字跡最清晰的一塊呈三角形，高16.5 厘米，寬21 厘米，共存隸書7 字，字徑為3.5 厘米。

▲ 東漢碑記殘石拓片

殘刻筆畫細勁，字口清晰，可能是立碑時間不久即遭人毀棄并掩埋。殘刻厚度為11.5 厘米，在碑刻形制上略小于《王舍人碑》。因殘石存字太少，碑文內(nèi)容已經(jīng)無法考釋，不過從刻工精細程度和隸書成熟的結(jié)體上，可以斷定和《王舍人碑》是同一時代的作品。二者刻工如出一轍，風格也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王舍人碑》古雅秀穆，用筆靈活，波磔起伏較大，猶如一首古老的音樂，醇厚而高遠。殘刻秀逸遒勁，用筆略方，應(yīng)規(guī)入矩，法度森嚴，透露出一種高貴氣息。

東漢桓帝、靈帝時期，隸書發(fā)展到了鼎盛，樹碑立傳也成為一種風氣。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隸書碑刻，大都完成于這一時期。隸書殘刻傳達給我們的信息，說明平度的幾個漢墓區(qū)還存在一定數(shù)量的隸書碑刻。

漢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

山東漢碑存世數(shù)量很多, 但摩崖題字鮮見。1983 年在平度天柱山上發(fā)現(xiàn)的東漢中平三年刻石, 是第一次在山東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漢代摩崖題字。這一發(fā)現(xiàn)，填補了山東漢代摩崖的空白，其意義非同尋常。

1984 年10 月，由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山東分會、山東石刻藝術(shù)博物館、山東省博物館共同舉辦的云峰刻石學術(shù)討論會在山東掖縣召開。在學術(shù)討論會籌備期間，發(fā)起單位組成聯(lián)合調(diào)查小組,自1983 年9 月至1984 年6 月, 對山東掖縣云峰山、大基山和平度天柱山的刻石進行了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綜合考察，首次發(fā)現(xiàn)了位于天柱山之陽石壁上的刻石。

《天柱山中平三年題字》，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刻，位于天柱山之陽的一處西南向石壁上。石壁立面高410 厘米，寬510 厘米，題字共二處：一處在石壁正中最上方，類似漢碑碑額的位置，題字豎排，惜已風化不可辨識。另一處在石壁立面右下部位，刻2 行6 字，首行刻“中平三年”4 字，筆畫清晰；另行位置稍偏下，刻“弟子”2 字，“子”字已殘。題字字徑大者13 厘米，小者6 厘米，隸書。其用筆輕松活潑，毫不拘束，筆勢放縱，結(jié)體寬博，與《石門頌》書風類似。

從整個石壁面積、刻石所處的位置以及沒有刻完的筆道看，極可能是當年的主事者曾計劃在此鐫刻一個大的題記，記載某件事情。后因故僅把題額刊出，又匆匆刻了年號即告了事。

鄭文公上碑

▲鄭文公上碑碑亭

《鄭文公上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jiān)鄭文公之碑》，位于天柱山之陽，碑身由一塊天然碑狀石稍加琢磨而成，高350 厘米，寬150 厘米，正書20 行，行多50 字，計882 字。碑文內(nèi)容是為滎陽鄭氏，特別是為其父鄭羲歌功頌德，多諛墓之詞。碑中還將朝廷所賜的“文靈”謚號公然削去惡謚“靈”字，徑稱“文公”。

▲《鄭文公上碑》拓片

鄭道昭為其父刊刻功德碑，意在刪改其父謚號，涂飾劣跡，光耀門庭，但北齊修《魏書》時還是如實記下了鄭羲及其族人的種種惡行。不意中碑刻卻成了書法藝術(shù)瑰寶，大概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鄭文公上碑》拓片局部

此碑未署書丹人姓名，是否為鄭道昭所書，一直存在爭議。筆者以為，云峰四山40 余處北朝刻石中，有一部分出自鄭道昭之手，但《鄭文公碑》既非鄭道昭撰文，亦非鄭道昭書丹。就書法藝術(shù)而言，在系列刻石中水平也不是最高的，因為是廟堂藝術(shù)，謹嚴靜穆有余，靈動放逸不足，反不如詩刻和題記來得精彩。

東堪石室銘

此刻石位于天柱山主峰東端天然石室的北壁上，高150 厘米，寬120 厘米，正書10 行，凡115 字。是鄭道昭主持刊造于天柱山上的另一重要刻石。因地勢險要，人跡罕至，故保存完好，一字未損。

▲《東堪石室銘》原石外景

▲《東堪石室銘》拓片

《東堪石室銘》是鄭道昭所作四言詩。此刻石得天真爛漫之境界，章法布局出乎天然，如祥云在空，隨意卷舒。用筆清癯瘦硬，婉轉(zhuǎn)流暢，方圓并用，遒麗多姿。結(jié)字大小錯落，疏密隨形，相互揖讓，渾然一體。筆者以為，就藝術(shù)水平而言，云峰刻石中此刻當推為第一。從結(jié)字習慣和用筆風格上分析，此刻與《鄭文公碑》出自一人之手，亦非鄭道昭書丹。

“上游下息”題字

天柱山拔地而起，似擎天一柱。山中間有一天然豁口，俗稱“秋千口”，《“上游下息”題字》即刻在“秋千口”西側(cè)崖壁上，刻面高76 厘米，寬70 厘米，正書4 行，行3 字不等，共13 字。

▲“游息題字”原石

▲“游息題字”拓片

云峰刻石中，此作最為瘦硬。結(jié)字純用方筆，中鋒行筆，直上直下，長撇大捺，氣度開闊。從書法風格、刻字內(nèi)容、刻字位置、刻石字數(shù)及作者身份、語言口氣等多方面分析，此刻應(yīng)出自鄭道昭之手。

“此天柱之山”題字

刻石高51 厘米，寬50 厘米，豎式2 行，正書5 字，位于天柱山之陽。

此刻書法用筆瘦硬，長撇大捺，挺拔流暢，體勢開張，氣度不凡。據(jù)鄭述祖《重登云峰山記》所言，云峰、天柱二山是由鄭道昭命名的，《天柱之山題字》由鄭道昭本人完成比較符合當時實際。

▲“此天柱之山”題字原石外景

另外刻石的位置山勢比較平緩，刻石字數(shù)較少，書寫隨意，用筆自由，中鋒、側(cè)峰、藏鋒、露鋒交替使用，點畫長短方圓不拘，自由靈活。這些也都比較符合鄭道昭的身份、年齡和身體狀況。

天柱山銘

鄭述祖作，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門”西一方巨石上。銘文高143 厘米，寬185 厘米，文29 行，行23 字不等，計613 字，隸書，原石已毀。

▲《天柱山銘》全拓

《天柱山銘》內(nèi)容是為其父鄭道昭歌功頌德，文詞極為夸飾。其祖父鄭羲的謚號“文靈”，在其父親鄭道昭主持刊造的《鄭文公碑》里，先削去了“靈”字。到了自己筆下，又變成了“文貞”。毀譽參半的謚號，幾經(jīng)周折，成了無以復(fù)加的美謚，可謂用心良苦。

該刻隸書以方筆為主，整飭雄渾，意態(tài)樸拙，分行布白，循規(guī)中矩，雖無法與東漢名碑相提并論，亦不失為隸書之佳作,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列為“妙品上”。

天柱山頌

又名《四言詩殘刻》，鄭述祖作，刻于《鄭文公上碑》的天然碑座西側(cè)，殘高19 厘米，寬41厘米，隸書7行。據(jù)平度舊志記載，原詩共112 字，今僅存20 余字。

▲《天柱山頌》拓片

與《天柱山銘》為先祖歌功頌德不同，此銘贊主要歌頌天柱形勝，追憶先祖遺蹤。用詞詭譎奇縱，語言簡約洗練，狀景汪洋恣肆，氣勢雄偉；懷人聲情并茂，感人肺腑，極具藝術(shù)感染力。

隸書風格亦與《天柱山銘》不同，在布局上由傳統(tǒng)隸書的布局變?yōu)樘埔院罂瑫牟季?；筆畫由遒結(jié)變?yōu)槭嬲梗唤Y(jié)字由整飭變?yōu)樯⒌?，藝術(shù)水平略遜于《天柱山銘》，顯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從鄭述祖云峰、大基、天柱三山四處刻石綜合分析，筆者以為《天柱山頌》由鄭述祖書丹，其他三處均他人假手而為。

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題記

《王珍之等造像碑》，其題記殘存高112 厘米，寬107 厘米，北魏宣武帝正光三年（公元522 年）刻?，F(xiàn)存故宮博物院。

造像碑原立于平度蘇村釋迦院。北魏時期，今膠東半島地區(qū)最高行政中心是光州（州治在掖縣），州轄三郡：東萊（郡治掖縣）、長廣（郡治在今平度城）、東牟（郡治在今牟平），每郡轄若干縣。蘇村在今平度城北40 里，當時屬東萊郡的當利縣，當年自光州城至長廣郡城由此經(jīng)過。北魏時這里便建起了大型佛寺釋迦院，這也是今平度境內(nèi)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佛教寺院。釋迦院的規(guī)模及僧眾人數(shù)已不可考，殘存的造像碑題記可以作為當年佛教興盛的見證。

據(jù)民國《續(xù)平度縣志·金石》：“蘇村釋迦院魏正光三年造像碑。碑陰題名，首行有‘當利本縣’四字，第二行‘正光三年’四字，余多剝蝕不可辨?！贬屽仍涸跉v經(jīng)數(shù)次滅佛劫難之后，直到民國年間仍有前后三院，擁有廟產(chǎn)，可以看出佛教在這一地區(qū)的深遠影響。釋迦院殿宇最后毀于上世紀40 年代初，造像碑則于1958 年被征運到故宮博物院珍藏起來。

“造像碑”是北朝興起的一種中國化了的佛教造型藝術(shù)，以圖文并茂為其顯著特點。其形制一般是：碑陽及碑側(cè)刻佛像，也有的在下部刻敘事祈禱的碑文，碑陰則刻參與造像者的姓名等。現(xiàn)存故宮博物院的造像碑大部分字仍可識讀，多為題名。書法顯然出自民間書家之手，隸書味較重，不事雕琢，布局亦不甚講究，但質(zhì)樸無華，清新自然，與文人書法相比，別有情趣。此造像碑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書法，作為稀有的此類早期佛教文化遺存，為研究佛教在膠東地區(qū)的流傳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東魏姚保顯造石塔記

《姚保顯造石塔記》，寬39 厘米，高35 厘米，原有正書銘文約40 字，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門東側(cè)一造像石窟, 刻于東魏武定六年（公元548 年）。今字跡已漫漶不清。

▲東魏姚保顯造像石室

▲東魏《姚保顯造造石塔記》拓片

天柱山因有鄭道昭父子主持刊刻的摩崖刻石而聞名遐邇。而比鄭道昭刻石略晚，又先于鄭述祖刻石的《姚保顯造石塔記》卻相對沉寂。歷代著述多未收錄，偶有收入，亦均不記其刻于何處，方若《校碑隨筆》就說：“刻在何山，惟此未詳”。實際上，此刻是云峰四山北朝系列刻石之一，在書法史上同樣占有重要地位。細審刻石殘字，奇崛樸茂，生動自然，毫無造作之氣，顯然出自民間無名書家之手，具備典型的北朝書法風格。較之《鄭文公碑》，少篆籀之氣而多了幾分隸書味，不失為書苑珍品。

石窟內(nèi)除這則題記外，另有44 尊大小不一的浮雕佛像，可惜也都殘泐而眉目莫辨。佛像和題記盡管殘缺不全，但石窟總算保留了下來。作為膠東地區(qū)罕有的早期佛教文化遺存，歷經(jīng)劫難之后顯得尤為珍貴。

宋朱巽《宿大澤山早起》詩刻石

朱巽七言律詩位于大澤山智藏寺東甘露泉旁石壁。刻面高146 厘米，寬127厘米，8 行，滿行10 字，計73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