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地下斗爭，偉大而隱蔽

隱蔽戰(zhàn)線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場景發(fā)揮了獨特作用，在對敵斗爭中建立了不朽功勛。

文 | 應琛

上海黃浦江畔綿延1.5公里的外灘，“萬國建筑群”中有一座大樓與其他建筑不同，它既有近代西洋建筑的風格，也是唯一一幢由中國設計師設計的建筑——中國銀行大樓。

位于上海中山東一路23號的中國銀行大樓

1949年5月，一位昔日西裝革履的私營銀行總經理，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服，在這里以自己的真實身份——共產黨員“龔飲冰”，接管了這座銀行，為中國銀行開啟了嶄新篇章。

鮮為人知的是，龔飲冰曾從事黨的秘密工作隱藏身份長達20年，在保護黨的秘密聯(lián)絡和交通系統(tǒng)的同時為黨籌集經費，是新中國成立背后的無名英雄之一。

毛澤東曾講過，“我們要消滅敵人，有兩種戰(zhàn)爭：一種是公開的戰(zhàn)爭，一種是隱蔽的戰(zhàn)爭”。的確，在中國共產黨艱苦漫長的斗爭歷程中，還有許多個“龔飲冰”。相對與敵人面對面作戰(zhàn)的公開戰(zhàn)場，隱蔽戰(zhàn)線同樣為奪取革命勝利起了重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正是這條隱蔽戰(zhàn)線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和杰出統(tǒng)帥?！安蝗牖⒀?，焉得虎子！偵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為上乘?！敝芏鱽碓@樣題詞。

可以說，隱蔽戰(zhàn)線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場景發(fā)揮了獨特作用，在對敵斗爭中建立了不朽功勛。

弄堂和閣樓，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掩護

歷史為什么會選擇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

“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因為上海當時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通向世界的碼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階級的選擇——工人階級的發(fā)展壯大，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多的地方。在100年前，上海大約有100萬產業(yè)工人，基本上占到了整個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半?！比涨?，在上海圖書館舉辦的“何建明系列黨史課”的首講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動情地講述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的故事。

在何建明看來，上海之所以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搖籃，還與當時的時局和各個城市的特點有關。

來源：網絡

“上海的小弄堂、小閣樓，對當時弱小的共產黨組織和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貢獻?！焙谓鬟M一步分析了北京、廣州、哈爾濱三個城市與上海相比，為何不具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勢。

在老北京何建明看來，一個世紀前，北京的建筑大多由四合院組成，外墻奇高、戒備森嚴，極不利于開展地下工作。

李大釗被通緝后，躲進了俄大使館的一座廢棄的王爺大院里，但第二天就被奉系軍閥知曉，發(fā)動300人，將其團團包圍；不久，中央派了極富地下工作經驗的中央候補委員王荷波前往，又被抓捕。

“再看廣州，雖然和上海一樣面對大海，但是太近，而上海距離海洋有一定距離，是內海城市，加上國民黨的總部也在廣州，他們絕不會讓共產黨掌權和成長。而哈爾濱，共產國際的組織就在不遠處的海參崴，但當年國際共運負責人維經斯基一去哈爾濱就被捕了。所以，只有上海最合適。”

何建明發(fā)現(xiàn)，中共一大代表中，大多數(shù)人都是江浙一帶人士，有著天然的地緣親近性，而且上海腹地開闊，信息便捷，海派氛圍濃厚，也是青年知識分子包括黨的領袖陳獨秀易于發(fā)揮特長所在地。

來源：《紅色弄堂》

上海那些如同毛細血管一般細密交錯的弄堂和層層疊疊而起的小閣樓，正好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護。何建明曾實地走訪過虹口區(qū)山陰路一帶的弄堂，中共江蘇省委舊址也在那里，“石庫門多為三層樓房，有多個出入口，里弄更是四通八達。選在這里召開會議，緊急情況下，地下黨組織也便于撤離”。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相繼叛變革命，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搜捕和屠殺。這一時期，周恩來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他創(chuàng)建并親自領導“中央特科”，在隱蔽戰(zhàn)線上保衛(wèi)黨中央安全，懲奸除惡。

不過，我黨最早的情報、保衛(wèi)專業(yè)機構——特務工作處其實是在同年5月成立于漢口。當時，上海剛剛發(fā)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鑒于這次反革命政變的慘痛教訓，周恩來倡議并于漢口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標志著我們黨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專門機構開始萌芽。

“特務”本意是指執(zhí)行特殊勤務、特別任務的人。

彼時的特務工作處，隸屬于中央軍事部，以情報、保衛(wèi)工作為重點。其下設保衛(wèi)股、情報股、匪運股和特務股。其首要任務就是保護位于勝利街的中共中央機關。當時，蔡和森、李維漢、周恩來、瞿秋白等領導人經常在這里開會、研究工作。

特務工作處的工作人員往往擁有國共雙重身份，情報來源多種途徑，并且成效十分明顯。汪精衛(wèi)武漢“分共”，特務工作處及時得到情報，使陳獨秀及中央所有成員成功避開國民黨的搜捕。隨后，八七會議召開，特務工作處精心安保，使國民黨警探對鼻子底下的“驚雷”一無所知。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上海，特務工作處就此結束了自己的使命。雖然只活動了3個月，它卻培養(yǎng)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積累了可貴的經驗。

中共中央特科機關舊址

但周恩來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創(chuàng)建專門的工作機構，他向黨中央建議成立中央特科。1927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科，以原武漢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的李強等同志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黨的一些同志，由周恩來親自指揮。

從建立之初起，周恩來便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則，并注重實踐歷練。他專門舉辦了訓練班，親自作政治報告，明確秘密工作紀律；同時，組織學習化裝術、偵查與反偵查、密碼破譯、密寫技術，以及被敵人抓捕后開鐐技術等，并組織乘船去海上進行射擊訓練。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央特科根據(jù)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個科：第一科是總務科，負責總務事項；第二科是情報科，負責情報工作；第三科為行動科，承擔懲辦特務、鎮(zhèn)壓叛徒的任務；第四科是無線電通信科，負責無線電的通信聯(lián)絡工作。

而在敵人白色恐怖極為嚴重、工作條件極為險惡的情況下，中央特科利用各種復雜人際關系發(fā)展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國民黨通訊社以及其他黨政軍機關和一些要害部門，建立了強有力的反間諜關系，在敵人的“心臟”里截獲了大量核心機密，多次傳遞準確情報，為黨及時正確的決策贏得了時間、提供了支撐。

后來被譽為“龍?zhí)?/a>三杰”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入國民黨中統(tǒng)核心機構，掌握了國民黨的許多軍政要情。由于中央特科工作得力，確保了黨中央機關安全并得到擴大發(fā)展。

隨后，周恩來又專門強調：只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tǒng)治階級頭面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離政治斗爭的正確方向，并脫離群眾。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后立即叛變投敵。他長期負責黨中央機關的保衛(wèi)工作，對黨的秘密工作情況十分熟悉，對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領導人住處了如指掌。

接到其叛變的消息之后，周恩來臨危不懼，當天就同陳云商定對策，并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xié)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銷毀機要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wèi)措施；他們的秘書中凡可能為顧順章所認識的都做調動；將一切顧順章所熟悉的、可能成為其偵察目標的干部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區(qū)或調離上海；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號，由各部門實行緊急改變。

在如此嚴密的部署下，當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關全部轉移，最終趕在敵人前面打了個漂亮的時間差，使敵人處處撲空，企圖一網打盡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陰謀被徹底粉碎。

1931年12月上旬，根據(jù)中央決定，周恩來離開上海赴中央蘇區(qū)擔任中央局書記。

而中央特科作為我們黨的第一個專門的情報和政治保衛(wèi)機關，在先后存續(xù)8年的時間里，開創(chuàng)了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許多先河，尤其探索總結隱蔽戰(zhàn)線的生存法則、斗爭策略、隊伍建設、手段運用、資源物建等一系列的基本路子，為黨的隱蔽戰(zhàn)線培養(yǎng)了一支堅強的隊伍，為后來黨的隱蔽戰(zhàn)線工作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那一時期，曾任中央蘇區(qū)黨的中央局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的潘漢年，轉入地下，在抗戰(zhàn)時期，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為黨的情報工作做出巨大貢獻。

為人知和不為人知的英雄們

事實上，國共雙方的情報保衛(wèi)機構有過數(shù)次直接交鋒。

1937年4月25日，發(fā)生了周恩來勞山（延安附近的一個地方）遇伏事件。該事件表明，延安的安全狀況十分嚴峻，毛澤東也幾次遭遇危險。

共產黨認為要對付國民黨特務的破壞，不但要防守，還要以攻為守。距離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的情報保衛(wèi)工作就顯得格外重要。

其實在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fā)生時，在幫助張學良和楊虎城應對局面的同時，心思細密的周恩來在返回延安前已經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設立公開、半公開、隱蔽的機構3個。

公開機構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為“特科”時期的無線電專家伍云甫；半公開機構中共陜西省委，書記為老地下黨員歐陽欽；隱蔽機構西安情報站，負責人為前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峰。其中，西安情報站發(fā)展了諸多重要的關系。

胡宗南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偵緝隊長肖德等，都秘密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周恩來安插到胡宗南身邊任副官的熊向暉，也由西安情報站聯(lián)系。

1939年2月，為了應對當時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中央需要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掌握情報資料，中央書記處作出成立中央社會部的決定。1941年9月，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tǒng)一的軍政戰(zhàn)略情報機關——中央情報部。

中情部與中社部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要任務是軍政戰(zhàn)略情報的獲取與研究。中社部部長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長，副部長3人：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總參謀長葉劍英、中社部副部長李克農。

由于錢壯飛在長征途中遭到敵機轟炸離散犧牲，胡底在長征中被肅反錯殺，當年的“龍?zhí)度堋敝皇＠羁宿r一人，被公認為黨內的情報專家。加上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運動，王稼祥因病沒有到職，葉劍英來得不多，部里的工作實際上便由李克農主持。

此時共產黨秘密戰(zhàn)線的宿將干才也紛紛走上情報第一線。

1940年夏，周恩來在紅巖村防空洞外的席棚下接待外國記者。來源：重慶日報

周恩來駐扎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負責與國民黨中央聯(lián)絡，同時領導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南方局的情報關系打入國民黨深處，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機要處、軍統(tǒng)、中統(tǒng)和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陳誠、戴笠身邊都有秘密共產黨員。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社會部被撤銷。但我黨的情報與保衛(wèi)工作基本完成了從零星到規(guī)模、從局部到全局、從單一到系列、從獲取一般性情報向獲取軍政戰(zhàn)略情報、從純地下活動到公秘結合的質變過程，為保衛(wèi)延安、保衛(wèi)黨中央，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紅色特工紛紛歸隊，重新獲得了正常的身份。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命繼續(xù)潛伏。

多年來，中央社會部所擁有的龐大情報網絡和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打入日本外務省特務機構“若井機關”的袁殊、刺汪案主謀華克之、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促成父親傅作義起義的傅冬菊等等。

而中情部所立下的戰(zhàn)功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其代表人物更是大名鼎鼎，他們的名字個個威名赫赫——國民黨參謀次長劉斐中將，作戰(zhàn)廳長郭汝瑰中將，國民黨第46軍軍長韓練成中將，國民黨軍第三綏靖區(qū)副司令長官何基灃、張克俠中將，國民黨軍第110師師長廖運周少將，以及在臺北英勇就義的參謀次長，代號“密使1號”的吳石中將等等。

吳石和他的獄中手記

還有更多更多其他的不為人知的、默默戰(zhàn)斗在隱蔽戰(zhàn)線的無名英雄，很多人直至戰(zhàn)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們的真實姓名甚至都不被我黨同志所知……

而這或許就是隱蔽戰(zhàn)線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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