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回80年前新四軍成立的那些日子（2）——集中成軍
（續(xù)前）
在新四軍軍部組建的同時，還在進行新四軍部隊的組建工作。
最先開始召集南方紅軍游擊隊工作的領(lǐng)導人是陳毅、項英。
鑒于江西曾經(jīng)是中央蘇區(qū)，南方紅軍游擊隊大部份在江西及周邊活動，南昌是工作的中心點。陳毅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的委托，在南昌就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進行談判。1937年9月，項英應國民黨江西當局之邀，也到達南昌。中共中央分局在月宮飯店設(shè)立“南方紅軍游擊隊總接洽處”，由陳毅負責，聯(lián)絡(luò)和接待各地紅軍游擊隊來南昌商談改編有關(guān)事項。
當年領(lǐng)導人們紛紛從南昌出動去動員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差點惹出“橫禍”——1937年10月，陳毅奉命到湘贛邊區(qū)尋找游擊隊，被山上的游擊隊領(lǐng)導人誤認為是叛徒，遭到五花大綁，還被煙袋鍋敲腦袋，如果不是陳毅急了，說出了事情的嚴重性，要游擊隊派人到附近的新四軍辦事處核實了自己的使命，否則真的掉腦殼了！
1937年12月27日，項英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意圖和中共長江局的意見，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就新四軍編組為4個支隊達成協(xié)議。（注：沒有達到毛澤東所希望的新四軍編制2個縱隊、6個支隊的規(guī)模。）
在編制上，支隊等于旅。新四軍編為4個支隊，相當于一個加強師。
當日，項英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報告新四軍編制為4個支隊，并請示支隊領(lǐng)導人的人選。
12月28日，毛澤東復電項英，同意新四軍編為4個支隊和支隊干部人選。此時，在4個支隊的領(lǐng)導人中，張云逸被最先提出任支隊長（支隊司令），其他幾位支隊領(lǐng)導尚未定論。
在漢口期間，葉挺、項英同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中央兩方面進行溝通、協(xié)商的同時，接待、調(diào)配了大批從延安來的高級領(lǐng)導干部，配備了新四軍軍部各處、科干部，逐步解決新四軍各支隊集中整編、干部任命、隸屬關(guān)系和后勤給養(yǎng)等問題。新四軍編制架構(gòu)初步形成。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漢口移至南昌三眼井友竹路7－8號內(nèi)（原為北洋軍閥張勛的公館）辦公。
到南昌后，軍主要領(lǐng)導人到齊（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全體人員穿上了灰色的新四軍制式服裝。
在南昌，確立了新四軍軍部組織系統(tǒng)。
在南昌，新四軍軍部在健全新四軍軍部內(nèi)部機構(gòu)設(shè)制的同時，繼續(xù)展開組建新四軍的工作，著手確立新四軍全軍編制序列。
1938年1月8日，陳紹禹（王明）、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報告：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已核定新四軍編為4個支隊，委任陳毅、張鼎承、張云逸、高敬亭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隊司令。
由此，在南昌，新四軍首次形成戰(zhàn)斗序列表，即編制序列。
根據(jù)黨中央的復電，新四軍著手編為4個支隊，南方八省共有14支紅軍游擊隊和紅二十八軍接受了改編，成為新四軍四個支隊的主力（見《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概況表》）。其中以湘鄂贛邊、湘贛邊、贛粵邊、湘粵贛邊及皖浙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第一支隊，陳毅任支隊司令員，傅秋濤任支隊副司令員；以閩西、閩贛邊、閩南及浙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第二支隊，張鼎丞任支隊司令員，粟裕任支隊副司令員；以閩北、閩東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第三支隊，張云逸兼任支隊司令員，譚震林任支隊副司令員；以鄂豫皖邊紅二十八軍、鄂豫邊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第四支隊，高敬亭任支隊司令員。軍部特務(wù)營由湘南、閩中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1938年2月16日，項英向中共中央長江局并轉(zhuǎn)中共中央報告新四軍各支隊編組情況：第一支隊以湘鄂贛傅秋濤部為第一團，湘贛及贛南游擊隊合編為第二團；第二支隊以閩西南張鼎丞部及閩西、汀瑞游擊隊合編為第三、第四團，浙南劉英部編入第四團；第三支隊以閩北黃道部、閩東葉飛部編為第五、第六團；第四支隊以鄂豫皖高敬亭部編為第七、第九團，桐柏山周駿鳴部編為第八團。（史料指出，第四支隊還編有手槍團。）
注：在不同文獻中，采用南方八省的14個邊區(qū)（游擊區(qū)）的名稱不盡相同，本文對此不加深究。
時任軍參謀處長的賴傳珠在《新四軍的前身及其組成與發(fā)展經(jīng)過概況》文中指出：改編的紅軍游擊隊“總共大小十四個游擊隊，八千人左右，三千五百余支槍，四挺輕機槍，及不能連放的重機槍三挺。”
1月15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致電項英，同意長江以南新四軍所屬各支隊即向皖南集中。
1月22日，周子昆致電毛澤東等，報告新四軍軍部移動等情況。
2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zhàn)區(qū)命令新四軍南方各部隊集中到皖南巖寺一帶整訓。（注：在國共兩黨關(guān)于南方紅軍游擊隊接受改編的談判中，中共方面要求新四軍歸八路軍節(jié)制，但蔣介石不同意。后來抗日形勢緊迫，國共雙方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讓步，中共方面同意新四軍不隸屬于八路軍，由其所在戰(zhàn)區(qū)直轄。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隸屬于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為顧祝同；新四軍第四支隊隸屬于國民黨第五戰(zhàn)區(q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為蔣中正（蔣介石）。
2月14日，葉挺在陳毅、李一氓陪同下，由南昌赴皖南屯溪會晤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顧祝同，交涉新四軍集中駐地、出動路線等問題。
當日，項英和陳毅向毛澤東報告新四軍的行動原則：“我軍不住巖寺，盡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蘇、皖之昌化、績溪、孝義［豐］、宣城、寧國”，“以游擊戰(zhàn)在戰(zhàn)略上配合正規(guī)軍為原則，受領(lǐng)一定任務(wù)，機動的完成”。
2月間，湘贛邊、贛粵邊、皖浙贛邊、湘南紅軍游擊隊分別從江西蓮花縣壟上、大庾縣（今大余縣）池江、浮梁縣（今景德鎮(zhèn)市）瑤里等地出發(fā)，3月間陸續(xù)抵達皖南歙縣巖寺一帶，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2月27日，新四軍第二支隊在福建龍巖白土鎮(zhèn)舉行北上抗日誓師大會；3月1日，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率第二支隊啟程，于4月初抵達皖南歙縣潛口。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六團分別從江西鉛山縣石塘、福建寧德桃花溪出發(fā)，于3、4月間抵達皖南歙縣溪南地區(qū)。而新四軍第四支隊第七、八、九團和手槍團于3月下旬集中在安徽霍山縣流波石童〔圖中顯示的是立煌（金寨）縣〕會合，沒有在皖南集中。這樣，在巖寺一帶集中的，是新四軍軍部（含特務(wù)營）和第一、二、三支隊。
在一幅當年新四軍手繪的《本軍集中態(tài)勢圖（1938年2月－4月）》中，畫面雖然不夠清晰、畫的也不夠精準，但可以看出，處于圖中下部長江以南的紅軍游擊隊（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分別從湖南平江、江西蓮花、福建龍巖、浙江平陽等地出發(fā)，趕往安徽巖寺地域集中，只有處于圖中上部（河南、安徽北部，長江以北）的新四軍第四支隊是單獨向皖西地區(qū)集中的。各路游擊健兒告別蘇區(qū)父老兄弟姐妹，日夜兼程，先后到達指定地區(qū)。
1938年3月，葉挺軍長親赴皖南屯溪，會見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顧祝同，議定新四軍各部隊前往巖寺的行軍路線、集中駐地等事宜。
從2月開始行動，至4月，新四軍各部陸續(xù)抵達安徽巖寺。
在前來集中的部隊中，抵達巖寺及附近駐地的先后時間依次是：粵贛邊、桂東、湘鄂贛、湘贛、皖浙贛的紅軍游擊隊，于3月間陸續(xù)抵達巖寺周邊，駐扎歙縣潛口，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其次是閩北、閩東的紅軍游擊隊，于3月間抵達巖寺周邊，駐扎歙縣西溪南，編入新四軍第三支隊；再就是閩西、閩南、閩贛邊、閩粵邊的紅軍游擊隊在龍巖白土鎮(zhèn)誓師后，于4月初抵達巖寺周邊，駐扎琶村、琶塘，編入新四軍第二支隊；最后是閩浙邊的紅軍游擊隊，于4月18抵達巖寺周邊，駐扎琶村、琶塘，也編入新四軍第二支隊。在下圖中，標明了新四軍駐巖寺地區(qū)的分布，插著淺紅色旗幟的，即3個支隊的駐地，而插著深紅色旗幟的是軍部駐地。圖1中的王村沒有插著旗幟，在漢口新四軍軍部舊址的電子屏上顯示王村是第一支隊駐地，顯示另外還有王和村是第三支隊駐地。
盡管巖寺交通便利，但是，巖寺并非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各省游擊區(qū)之間的中心地區(qū)；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龍巖等地的新四軍部隊，需要長途跋涉2000多里，距離最近的新四軍部隊也需要一周時間才能趕到巖寺。新四軍初建，衣裝單薄，餉額不足，糧秣不濟，在向巖寺集中途中還受到一些國民黨地方當局的無理阻撓。但是，新四軍各部克服了種種困難，歷時兩個多月才先后到達巖寺集中。
4月4日，軍部離開南昌遷往安徽巖寺，繼續(xù)開赴抗日前線，次日進駐巖寺。
《新四軍軍歌》中的歌詞：“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指的正是巖寺集中。
4月12日，新四軍秘書處作出全軍已集中的部隊實力統(tǒng)計表：軍部633人；第一支隊2366人，第二支隊1270人，第三支隊1915人，第四支隊3136人；尚未到達的還有浙南、閩東、閩西、閩中等地的游擊隊1009人；全軍共計10329人，裝備6231支長短槍。
在巖寺期間，軍司令部規(guī)定了各團的代號，全軍8個團（后來達到10個團）的代號依次是“保”“持”“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合起來就是“保持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
巖寺新四軍軍部在巖寺鎮(zhèn)原金家大院，門牌是蔭山巷7號，是一組清末徽派民居建筑群，包括4幢三間兩層的磚木結(jié)構(gòu)樓房，前后院，占地面積有3000余平方米。當年新四軍軍部及軍政治部和葉挺軍長、項英副軍長住處和辦公處地在此。
新四軍軍部參謀處和副官處駐在金家大院附近的吳小亭家；軍需處駐在時任巖寺鎮(zhèn)長的潘瑞亭家；軍部衛(wèi)士排駐在金家大院隔壁的曹氏住宅；軍部機要科及電臺駐在巖寺鎮(zhèn)后街洪橋（廊橋）上；軍部其他直屬機關(guān)均駐在巖寺及巖寺周邊地區(qū)；新四軍巖寺兵站于1938年4月9日成立時駐在巖寺鮑家大宅。
新四軍這一時期的大事主要為兩件：集中整訓；接受點驗。具體任務(wù)是落實編制，充實武器彈藥，開展軍政訓練和民運工作等，應對國民黨當局要求的點驗。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點驗”。原本軍隊點驗不是稀奇事，但國民黨派員來新四軍點驗，名義上是清點槍械數(shù)量，核定編制員額，實際上想要壓縮新四軍編制，減少對新四軍的供給。以往，蔣介石常用“點驗”的辦法削弱國民黨軍中的非嫡系部隊，而且，此前八路軍在改編中不同意國民黨方面派人進行“點驗”，讓蔣介石很生氣，因此，他必須要在新四軍點驗的問題上出一口“惡氣”！葉挺到南京時，蔣介石當面對他說：南方游擊隊必須派人點驗。
新四軍成立之初，作為國民革命軍，吃飯、穿衣、武器、彈藥均依靠國民黨戰(zhàn)區(qū)供給，因而只能接受了蔣介石提出的“派人點驗”的要求。
由于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隸屬于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新四軍第四支隊隸屬于國民黨第五戰(zhàn)區(qū)，在部隊整訓后，要接受國民黨戰(zhàn)區(qū)派員點驗。
紀念館里展示了當年新四軍點驗時的一些照片。1938年 4月20日，國民黨首席點驗官羅卓英中將（下圖為首者）帶著幾十名將、校級“點驗委員”來到巖寺。葉挺同羅卓英既是廣東同鄉(xiāng)，又是保定軍校的同學和粵軍時期的同事，互相比較了解，其時羅卓英任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第十九集團軍軍長，和葉挺的軍銜同為中將。
盡管羅卓英對新四軍戰(zhàn)士們的人數(shù)、素質(zhì)、身體等等提出諸多質(zhì)疑，但都被葉挺軍長一一應付過去，同時葉挺軍長答應可以按“點驗”的要求作一些精簡（這些精簡不過是新四軍內(nèi)部的調(diào)整、消化），以滿足羅卓英的驕橫感。葉挺還為羅卓英及其隨員們準備了幾桌豐盛的宴席，還親自陪同羅卓英等人游覽黃山?？吹饺~挺應付國民黨要員的這些安排，項英不禁高興地說：“葉軍長真有辦法?！?/p>
幾天后，新四軍通過了羅卓英等人的“點驗”。
在巖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里，有再現(xiàn)當年新四軍集中點驗的場景，新四軍各部整齊排列，葉挺軍長騎著高頭大馬走在隊列之間，國民黨“點驗”大員跟隨在后。我們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隊列前的地上僅擺放著3、4挺輕機槍，這和軍部參謀處賴傳珠處長的記載數(shù)字相吻合。
新四軍通過整訓和點驗，正式成軍，因此，史稱“巖寺成軍”。新四軍在巖寺集中整編，在新四軍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標志著新四軍從一支分散的游擊力量向正規(guī)化的抗日革命武裝力量的歷史性轉(zhuǎn)變的完成。
新四軍接受點驗的地點——文峰塔·點將臺。巖寺文峰塔又稱水口塔或巖寺塔，為磚石結(jié)構(gòu)，高54.45米，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坐落在巖寺鎮(zhèn)的原村口，是徽州水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安徽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峰塔下，公園的一片綠地就是當年新四軍部隊“點驗”集合地，綠地旁邊有一座高臺，叫做鳳山臺，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由紅礫石砌筑，高約6米，長40米，寬18米，正中設(shè)有3.7米高的城門洞，一側(cè)有石階可登至臺頂。當年，葉挺軍長等曾登臺閱兵，因此鳳山臺又稱為“點將臺”，因居于鳳山之脊，亦稱鳳山臺。現(xiàn)在點將臺和文峰塔也是巖寺的著名景點，文峰塔所在位置是徽州區(qū)的文峰公園。
為了拍攝新四軍點驗之地，我們被特許登上文峰塔，這樣就可以從高處俯拍塔下的新四軍點驗集中地。興奮之余，我們進入文峰塔，才看出來文峰塔塔內(nèi)是狹窄陡峭的石梯盤旋而上，共有7層上百階（代表七級浮屠），我們是手腳并用才氣喘吁吁的爬到塔的最高層，得以拍下了新四軍點驗地的全景，這也是第一次有人展示點將臺和新四軍部隊集合地的全景。
初建時的新四軍只有捉襟見肘的一點裝備，一多半人沒有武器，輕機槍僅4挺，重機槍3挺還都不能連發(fā)！槍炮彈藥對于新建立的新四軍無疑是重中之重??！
葉挺軍長根據(jù)計算，得出新四軍每月經(jīng)費需要16.5萬元，國民黨軍事當局何應欽只批準每月6.5萬元，僅相當于國民黨軍一個丙等師的經(jīng)費。在巖寺期間，葉挺軍長親自出馬到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爭取經(jīng)費和軍需物品，多次交涉，爭取經(jīng)費增加到每月9萬元，還不能按時發(fā)放。葉挺軍長在《紀念新四軍成立三周年》一文中說出了新四軍當時的困境：“餉款不濟，軍食不足，軍裝不備，彈藥不充，槍械不補?！睘閹椭滤能娊鉀Q經(jīng)費困難，葉挺夫人李秀文毅然變賣了自己的金銀首飾，并動員經(jīng)商的父母拿出多年積蓄，她親赴香港、廣東購買了3600支手槍、子彈20余箱，裝備特務(wù)營、教導隊和部隊干部；還購置了200架望遠鏡配給團以上干部。
經(jīng)過新四軍全軍上下緊張的工作，人，集中了；編制，拿到了；武器，初具規(guī)模了。自此，從巖寺開拔，奔赴抗日前線！
1938年4月26日，葉挺、項英在巖寺鮑家祠堂主持召開軍直機關(guān)和3個支隊排以上干部參加“東進敵后，堅持抗戰(zhàn)”的誓師大會，進行政治動員。隨后，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趕來傳達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對新四軍今后任務(wù)的指示。新四軍進入臨戰(zhàn)狀態(tài)。會后軍部從3個支隊中抽調(diào)部分戰(zhàn)斗骨干，組成500余人的抗日先遣隊，由粟裕任司令員。4月28日，先遣隊高舉抗日大旗從潛口出發(fā)，開往前線，揭開了新四軍東進抗日的序幕。隨之，在江北的第四支隊則進至皖中敵后的舒城、桐城、廬江、無為一帶。5月1日，陳毅率領(lǐng)第一支隊出發(fā)，按照毛澤東代表中央書記處復電項英、陳毅的指示，奔赴蘇南茅山地區(qū)開辟抗日根據(jù)地。5月5日，新四軍軍部離開巖寺，向太平縣轉(zhuǎn)移。5月初至上旬，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陸續(xù)離開巖寺地區(qū)東進，奔赴抗日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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