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霸陵何以選址白鹿原：是政治需要，也有情感因素

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jìn)展工作會，會上確認(rèn)，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墓主人正是漢文帝。江村大墓的形制、規(guī)模均符合西漢最高等級墓葬規(guī)格，加之其周邊分布竇皇后陵、薄太后陵，專家確認(rèn)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

本文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馬永嬴對于漢文帝霸陵選址研究。在他看，漢文帝霸陵放棄渭北祖陵區(qū),選址白鹿原的原因不是因為受到”昭穆制度”限制被迫別葬,而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并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御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也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2011年，筆者曾與焦南峰合撰《西漢帝陵選址研究》一文，系統(tǒng)分析了西漢帝陵選址受到諸如傳統(tǒng)葬俗、風(fēng)水思想、政治形勢以及皇帝個人好惡等諸多因素的影響[1]。這是西漢帝陵選址的普遍規(guī)律，具體到每座帝陵的選址，又與陵主的自身情況息息相關(guān)，本文主要討論漢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的主要原因。

霸陵陵區(qū)外景

一

漢文帝為漢高祖庶子，公元前180年即位。當(dāng)時，高祖、惠帝已入葬咸陽原，形成祖陵區(qū)。文帝卻放棄此地，另擇新址，營建霸陵。個中原委，史無明載，后世學(xué)者頗多研究考證，其觀點不外兩種：其一，西漢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繼兄而立，其陵位與惠帝安陵均為穆位，無法安排，故只能另辟新址[2]。其二，西漢帝陵無昭穆制度，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主要是個人原因[3]。

這兩種觀點都涉及到昭穆制度，根據(jù)文獻(xiàn)記載，先秦時，這種制度多用于宗廟[4]，也用于墓地。《周禮·春官·冢人》：“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盵5]考古發(fā)現(xiàn)的按照“昭穆制度”排列位置的，只有陜西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筑群遺址略有其意[6]，但墓地的實例卻從未發(fā)現(xiàn)。

漢文帝時，為規(guī)劃祖先陵園寢廟，丞相韋玄成提出按照“昭穆”規(guī)劃宗廟：“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后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盵7]這里明確強(qiáng)調(diào)的是宗廟，何況韋氏明言當(dāng)時即便宗廟也是“昭穆不序”，更遑論陵墓!因此，西漢帝陵不可能有昭穆制度，漢文帝霸陵選址當(dāng)另有原因。

筆者以為，漢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解決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其二，政治需要，即扼守交通要道，防御東方諸侯；其三，文帝個人情感因素的影響。

二

漢文帝之所以離開咸陽原祖陵區(qū)別葬他處，其首要原因應(yīng)當(dāng)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

史書記載，文帝之母薄氏原為秦末復(fù)立的魏王豹妾妃，漢三年(公元前204年)魏王豹死，劉邦“ 見薄姬有色，詔內(nèi)后宮”[8]。文帝即位后，薄氏被尊為皇太后，其陵墓禮儀問題自然會提上議事日程。當(dāng)時，劉邦已葬長陵。古代有“夫妻一體”[9]“生死相恤，墳?zāi)瓜鄰摹盵10]觀念和葬俗，西漢也有嬪妃祔葬帝陵的制度性規(guī)定[11]，更何況劉邦嬪妃已有戚夫人、傅夫人等陪葬長陵[12]。因此，按常理薄氏應(yīng)該入葬長陵，陪伴高祖左右。

江村大墓

在中國古代，墳?zāi)故悄怪髁粼谑篱g的最后遺跡，反映著墓主的終極地位和最后的榮耀。《周禮·春官·冢人》載：“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shù)?！盵13]《呂氏春秋·孟冬紀(jì)》也說：“ 營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14]。因此，墳?zāi)菇^不僅僅是埋葬死者的場所，它還有相當(dāng)深厚的社會文化含義。正因如此，已被尊為皇太后的薄氏的墓葬絕非小事。它以哪種規(guī)制營建?不僅關(guān)乎薄氏本人的終極地位問題，甚至?xí)绊懙轿牡鄢欣^漢室的正當(dāng)合法性，因此，不可不慎。然而，呂后此前已作為正妻與高祖合葬，長陵不可能出現(xiàn)2座皇后陵墓，薄氏欲葬長陵，只能以嬪妃的身份祔葬。這樣，其墓葬規(guī)制將大大降低。

漢初對喪葬應(yīng)當(dāng)已有制度性規(guī)定，《史記》記載：“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xí)?！銥樘＃ㄗ趶R儀法?！盵15]張家山漢簡即出土有《葬律》[16]。漢景帝時期，武原侯衛(wèi)不害“ 坐葬過律，國除。”[17]漢哀帝祖母傅昭儀以皇太太后的身份，強(qiáng)行合葬元帝渭陵，也只能按照一般貴族大臣的等級使用“甲”字形墓葬[18]，其封土因超高，被王莽以“不應(yīng)禮”[19]為由，將之平毀。

根據(jù)考古資料來看，西漢帝陵陵區(qū)只有皇帝和皇后的兩座陵墓是主墓，其墓葬形制為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地面有高大的封土(一般在30米左右)，陵墓周圍有大量外藏坑。其他嬪妃姬妾、貴族大臣的墓葬規(guī)制則一般是“甲”字形墓葬(個別為“中”字形)，封土高度10多米，大多無外藏坑。

江村大墓墓葬

如果薄氏要入葬長陵，大概只能以后者的規(guī)制修建陵墓。這樣的墓葬形制，明顯貶低了已被尊為皇太后的薄氏。倘如此，我們勿作他論，僅從情感上來講，文帝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史書記載，薄氏進(jìn)入漢宮之后，“歲馀不得幸”，后來一個偶然的機(jī)會，劉邦“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劉恒生于漢五年(公元前202年)，至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的七八年間，按理說，他應(yīng)當(dāng)有機(jī)會與父親一起生活相處。但問題是其母薄姬“希見高祖”[20]。在古代皇家，母以子貴，同時，子也以母貴。既然母親被冷落，兒子恐怕也是“稀見”父面。偌大的漢宮中，母親薄氏是年幼的劉恒唯一的親人和依靠。

薄氏母子當(dāng)時的處境凄冷，卻也因禍得福，“ 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盵21]從此，薄氏母子在邊鄙之地——代國相依為命，互為慰藉。期間，“ 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jìn)?！贝鷩m僻遠(yuǎn)，但王府侍女應(yīng)不缺少，劉恒親力親為，以王者之尊服侍母病達(dá)三年之久，其心可鑒!誠如爰盎所言：“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yuǎn)矣?！盵22]足見劉恒對母親的摯愛與至孝。他因此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孝”，世代傳頌。古人云：“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盵23]文帝絕對會以最高的禮儀修建母親的陵墓，以盡最后的孝道。

在漢文帝之前，秦昭襄王嬴稷的情況與其頗為相似。嬴稷是秦惠文王的庶子，“ 惠王卒，子武王立”，“ 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琇氏，號宣太后。”[24]“ 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者是也?！盵25]關(guān)于秦昭襄王的父親惠文王、兄長悼武王的葬地，史書沒有明確記載。有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他們可能葬于咸陽原秦都咸陽以西[26]。但昭襄王并未隨父、兄葬在咸陽原上，而是在咸陽以東另辟陵區(qū)，“葬茝陽?！盵27]其母宣太后作為秦惠文王的嬪妃，也沒有祔葬公陵，而是隨子“葬芷陽酈山?！盵28]

前朝舊事，文帝應(yīng)該有所耳聞。仿照秦昭襄王的做法無疑是一個打破僵局的辦法。文帝霸陵離開咸陽原祖陵區(qū)，另擇新址。其母薄氏則以“近孝文皇帝霸陵”[29]為由，順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禮營建陵墓。薄氏喪葬禮儀問題迎刃而解。

三

漢文帝以別葬他處的辦法解決了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但霸陵選址白鹿原卻是由當(dāng)時的政治形勢決定的。

漢初，政權(quán)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東方的政治勢力，即六國舊貴族和異姓諸侯王；其二，北方的游牧部落，即匈奴。為了消除這些威脅，漢朝的建立者高祖劉邦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面對異姓諸侯國這一明顯的威脅，劉邦在被迫分封不久，就確立了逐一翦除的方針，經(jīng)過8年的不懈努力，到他去世前，幾乎將其消滅殆盡，這個威脅可以說基本消除。但六國余孽妄想復(fù)辟的不穩(wěn)定因素，依然存在。另外，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因為實力不足，無法消除，后雖以“和親”的辦法避免了大規(guī)模的沖突，但匈奴仍不時南侵搶掠。這些問題，漢帝國在短時間內(nèi)沒有能力徹底解決，只好采取防范的措施來化解?；实哿昴沟倪x址必然會為當(dāng)時的政治服務(wù)，因為其附設(shè)的陵邑可以形成一種有效的防范手段。

漢高祖劉邦將陵墓建在與京城長安僅一水之隔的咸陽原上，“長陵位于長安正北，控制著北向甘泉宮的馳道。由甘泉宮所在的云陽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邊長城防線。”[30]因此，漢高祖劉邦在此建設(shè)陵墓，設(shè)置陵邑，徙民移居，等于在京城北側(cè)設(shè)了一道緩沖的防線。此后，漢惠帝安陵又建于長陵西側(cè)，同樣也設(shè)陵邑，遷徙民眾。此舉不但加強(qiáng)了京城長安正北的防御力量，也能起到緩解來自西北威脅的一些作用。馬正林認(rèn)為：“西漢王朝把陵區(qū)選擇在咸陽原上，除講求‘風(fēng)水’外，封鎖交通要道、保衛(wèi)國都長安也不能不是考慮的重要問題?！盵31]漢初，匈奴多次南下抄掠，其前鋒甚至直抵雍城(今陜西鳳翔縣)、甘泉(今陜西淳化縣北)一帶，直接威脅長安。在長安北首的咸陽原上建設(shè)帝陵，并設(shè)置陵邑，大批遷徙關(guān)東的六國舊貴族，將之置于京城眉底，嚴(yán)密監(jiān)控，后患自然消除；另一方面數(shù)十萬人遷居咸陽原，無疑為京師長安的北門戶增添了一道防御匈奴的堅強(qiáng)屏障。因此，咸陽原祖陵區(qū)的選址可謂一石二鳥。

漢文帝即位時，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經(jīng)在京城北側(cè)建起了一個緩沖地帶，但長安以東除了關(guān)中東部的函谷關(guān)、東南的武關(guān)之外，卻再無屏障。一旦關(guān)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秦末，劉邦攻破武關(guān)，進(jìn)軍霸上。秦王子嬰很快就“素車白馬，系頸以組”[32]從咸陽出降。劉邦破秦不久，項羽突破函谷關(guān)，進(jìn)軍鴻門，劉邦也只好親赴楚營，卑辭言和。這些史實都說明，函谷、武關(guān)失守，分居渭水兩岸的咸陽、長安即無險可守，只有束手就擒。

長安以東的防御嚴(yán)重不足，但威脅卻不斷加劇。上文提到，高祖將異姓諸侯王逐一翦除，但他卻沒有在其地盤設(shè)置中央直轄的郡縣，而是分封同姓諸侯國。這些同姓諸侯國逐漸變?yōu)闈h朝廷的反動因素。漢文帝即位前，齊王劉襄就曾興兵西向，威脅京城長安。盡管其矛頭是針對擅權(quán)謀篡的呂氏集團(tuán)，但仍然被認(rèn)為是反叛中央的軍事行動。當(dāng)時，率漢軍阻擊的大將軍灌嬰在諸呂已被誅除，齊國也已退兵的情況下，依然嚴(yán)厲問責(zé)唆使齊王起兵的齊國中尉魏勃，一向勇武的魏勃居然“股戰(zhàn)而栗”[33]，足見此事性質(zhì)之嚴(yán)重。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濟(jì)北王劉興居又悍然發(fā)兵，“欲襲滎陽”，威脅長安。漢文帝“ 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34]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事發(fā)前被及時逮捕，雖未造成騷亂，但卻表明了來自東方同姓諸侯王的威脅日益嚴(yán)峻。

為防止長安受到來自東方的直接威脅，必須控制交通要道，緩沖壓力，屏衛(wèi)京師。在此情形下，文帝可選的措施之一，就是仿效乃父高祖劉邦，在關(guān)鍵位置修建陵墓，并設(shè)置陵邑，遷徙民眾，形成京城屏障。

如此，霸陵的選擇就只能在長安以東，其位置則必須是東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

秦末，劉邦破武關(guān)，降子嬰，入咸陽。滅秦后，除派兵把守函谷關(guān)外，親率漢軍主力“乃還軍霸上”[35]，以觀天下形勢。此時，項羽攜巨鹿之余威一路西進(jìn)，勢不可擋。函谷關(guān)劉邦所遣守軍幾乎是螳臂擋車，但其進(jìn)入關(guān)中后，卻在距秦都咸陽咫尺之遙的鴻門(今西安市臨潼區(qū)北)停住了腳步。我們推測，這當(dāng)與劉邦先行駐軍霸上不無關(guān)系。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舉兵反叛，劉邦親率大軍征討。為屏衛(wèi)京師長安，臨行前“ 上乃發(fā)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wèi)，軍霸上?！盵36]公元前158年，匈奴從北方和東北兩個方向大舉南侵，文帝除詔令軍隊急赴北方御敵之外，還緊急調(diào)集三路人馬防御京城長安，其中一路“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37]。霸上之所以位置重要，是因為當(dāng)時通往關(guān)東的兩條主要道路都匯聚于此，“受地形控制，武關(guān)道只能在長安附近與函谷道相交?！盵38]馬正林認(rèn)為：“說霸上是控制武關(guān)道的樞紐，容易被人們接受，而說它又能控制東通函谷關(guān)的大道，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其實不然，唐代以前東出函谷關(guān)的大道就在漢霸陵縣附近與武關(guān)道分離，距霸上很近，自然受到它的控制。”[39]

關(guān)于霸上的具體位置，學(xué)界意見不一，辛德勇認(rèn)為：“隋以前的霸上當(dāng)指今謝王莊、王家圍墻、上橋子口一帶(西安市東北郊——筆者注)”[40]。馬正林則講：霸上“位于白鹿原上，或者說在白鹿原的北端?！盵41]但無論霸上位置是否在白鹿原上，通往關(guān)東的主要道路——函谷道和武關(guān)道從白鹿原旁側(cè)經(jīng)過都是不爭的事實?！鞍茁乖痈吲R下,又有灞、浐兩河護(hù)衛(wèi)，綰轂東去和東南去的兩條大道，兵家相爭，勢所必然?！盵42]如果在此營建陵墓，設(shè)置陵邑，遷居大量民眾，扼守東西交通要道，勢必在京城長安以東形成了一道堅固的屏障。

漢文帝正是基于以上考慮，將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白鹿原西北部。后又將其母薄太后的南陵也建在其西南約兩千米處，同樣設(shè)置了陵邑，這與安陵輔助長陵，加強(qiáng)其屏障作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江村大墓”與西安市區(qū)相對位置

四

解決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扼守交通要道，防御東方諸侯應(yīng)當(dāng)是霸陵選址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文帝個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會影響到霸陵的選址，雖然這只是一個次要因素，但我們也應(yīng)加以考慮。

文帝個人情感的影響可能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文帝不愿葬在父親劉邦身邊；其二，對代國的眷念之情。

前者的原因應(yīng)當(dāng)與文帝兒時的境遇有關(guān)。我們上文提到，薄氏生了劉恒之后，就“稀見高祖”，隨母生活的劉恒肯定也“稀見”父面。這樣，勢必造成他與劉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為高祖庶子的趙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卻“日夜待御”，趙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劉邦也明言如意是“愛子”“類我”。兩相對比，可謂天壤之別，劉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劉邦的態(tài)度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劉邦晚年曾明確講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43]，多次“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44]，“大臣固爭之，莫能得”[45]，以至于“如意幾代太子者數(shù)矣”[46]。雖然劉邦此處所言“不肖子”是指嫡子劉盈，但相對父親的“愛子”如意，被冷落的劉恒肯定也在“不肖子”之列。我們假設(shè)文帝入葬咸陽原祖陵區(qū)，根據(jù)其嫡兄惠帝安陵緊鄰長陵西側(cè)的情況來看，文帝陵墓應(yīng)當(dāng)選在緊鄰長陵東側(cè)的位置。我們推測，文帝可能更愿意避開這樣的情況，遠(yuǎn)離父親的陵墓或許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

除此而外，文帝對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國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響到了霸陵的選址。

文帝幼年離京，與母親在代國相依為命生活了15年。代國雖北鄰匈奴，多有邊患，卻給劉恒母子提供了一個避風(fēng)港，因此，呂后曾欲將劉恒遷到河?xùn)|腹地趙國，然“代王謝，原守代邊?！盵47]漢文帝即位之后，提倡節(jié)儉，其本人也很少出巡，但卻四次巡幸代國，有一次居然留居兩、三個月之久[48]。文帝還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劉武和劉參封太原王，王其故地。當(dāng)劉武徙為淮陽王后，文帝又徙封劉參為代王，“復(fù)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如文帝在代時”[49]?？梢娖鋵Υ鷩木炷钪?。

據(jù)《漢書》載：文帝曾到霸陵巡視，家在趙國邯鄲的慎夫人隨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愴悲懷，顧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纻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盵50]史書記載的這個歷史細(xì)節(jié)，使后人能夠借此一窺漢文帝的內(nèi)心情感，對其陵墓選址做出較為合理的推測。

代與趙同在河?xùn)|，位置比鄰。文帝給慎夫人指示家鄉(xiāng)的道路后，緊接著提到了陵墓之事，而且“意凄愴悲懷”，他應(yīng)該是想起了視為故鄉(xiāng)的代國。限于當(dāng)時的條件，文帝不可能遠(yuǎn)葬代地，因而只能寄望于百年之后，魂魄能夠方便回歸代國。西漢杜鄴曾經(jīng)說過：“ 骨肉歸于后土，氣魂無所不至”[51]，說明當(dāng)時確有靈魂出游的觀念。漢墓中的壁畫、畫像石等多有車馬出行的題材，時人認(rèn)為靈魂也需要乘車出行，這就需要道路。東漢張衡《冢賦》：“ 修隧之際，亦有掖門。掖門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盵52]可見靈魂是需要乘車、船沿著道路(包括水道)才能回到舊居。既然如此，靈魂的居所—墓葬建在大道旁邊自然會方便出入。由此可見霸陵的選址，文帝頗有用意。

另外，文帝提倡薄葬，霸陵“因其山，不起墳”[53]，為了便于防水，可能需要借助白鹿原頭“高敞”的自然地勢，這大概也是霸陵選址的一個原因。

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應(yīng)當(dāng)不是因為“昭穆制度”的限制被迫別葬，而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并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御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注釋

[1]焦南峰，馬永嬴.西漢帝陵選址研究[J].考古，2011(11).

[2]a.杜葆仁.西漢諸陵位置考[J].考古與文物，1980(1).b.楊寬，等.秦漢陵墓考察[J].復(fù)旦大學(xué)學(xué)報，1982(6).c.劉煒.西漢陵寢概談[J].中原文物，1985(2).d.馬正林.咸陽原與西漢諸陵[J].人文雜志，1987(2).e.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西漢帝陵分布[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7).f.秦劍明等.西漢帝陵昭穆與陵位探[J].文博，2002(2).g.雷百景等.西漢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討[J]文博，2008(2).h.劉尊志.西漢帝陵分布及相關(guān)問題淺析[J].中原文物，2010(5).

[3]a.時瑞寶.西漢帝陵與昭穆之序[J].中原文物，1987(1).b.葉文憲.西漢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關(guān)問題[J].文博，1988(4).c.焦南峰，馬永嬴.西漢帝陵無昭穆制度論[J].文博，1999(5).d.黃展岳.西漢陵墓研究中的兩個問題[J].文物，2005(4).e.趙化成.從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漢“獨(dú)立陵園制”的演化軌跡[J].文物，2006(7).f.劉瑞.昭穆制度與西漢帝陵排序[C]//西部考古(第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g.同[1].h.崔建華.論皇權(quán)傳承規(guī)范對西漢帝陵布局的制約[J].考古與文物，2012(2).

[4]a.禮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a href='/zhuxi58/' target=_blank>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27.b.周禮·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左社稷，右宗廟，……辯廟祧之昭穆?！睂O詒讓.周禮正義(第3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7:1421,1435.c.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睂O希旦.禮記集解(第1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9:343.

[5]孫詒讓.周禮正義(第4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7.

[6]a.發(fā)掘者認(rèn)為：“馬家莊一號建筑群為宗廟性質(zhì)的建筑是毫無疑問的?！标兾魇∮撼强脊抨?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筑群發(fā)掘簡報[J].文物，1985(2).b.韓偉：“《簡報》所稱的“朝寢建筑”實為太祖廟。與其形制相同的左前方建筑即為昭廟(即東廂),右前方之建筑則為穆廟(西廂)?！表n偉.馬家莊秦宗廟建筑制度研究[J].文物，1985(2).

[7]班固.漢書(第7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8]司馬遷.史記(第4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9]楊天宇.儀禮譯注：喪服第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班固.漢書(第4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1]焦南峰.西漢帝陵“夫人”葬制初探[J].考古，2014(1).

[12]a.戚夫人因受劉邦寵愛，遭呂后忌恨，被其殘害致死。劉慶柱等認(rèn)為：“呂太后在世時不會把她安葬在長陵附近，使之陪葬于高祖。然而，呂太后去世后，諸呂被翦滅，戚夫人被遷葬于長陵附近還是有可能的?！薄捌莘蛉四?，傳說在長陵以南，即今咸陽市秦都區(qū)肖家村鄉(xiāng)柏家嘴村的大漢墓?！?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b.關(guān)于傅夫人陪葬長陵事，文獻(xiàn)記載：漢哀帝時期，司隸校尉解光言：“臣謹(jǐn)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fā)長陵傅夫人冢。”班固.漢書(第97卷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3]同[5].

[14]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第10卷)[M].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84.

[15]司馬遷.史記(第9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6]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云夢睡虎地M77發(fā)掘簡報[J].江漢考古，2008(4).b.彭浩.讀云夢睡虎地M77漢簡[J].江漢考古,2009(4).

[17]司馬遷.史記(第1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漢元帝渭陵考古調(diào)查、勘探簡報[J].考古，2013(11).

[19]班固.漢書(第97卷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0]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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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焦循.孟子正義(第10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7(6).

[24]司馬遷.史記(第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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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司馬遷.史記(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8]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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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司馬遷.史記(第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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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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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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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同[39].

[42]同[39].

[43]司馬遷.史記(第5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44]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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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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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文帝三年，“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馀日。”“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薄?后元)三年春二月，行幸代。”“(后元)五年，……秋七月，行幸代?！卑喙?漢書(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6).

[49]班固.漢書(第4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0]班固.漢書(第5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1]葛洪.西京雜記:杜子夏自作葬文(第3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2]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冢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3]班固.漢書(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本文轉(zhuǎn)載自《學(xué)衡》公號，原載《考古與文物》 2021年第1期，引用參考原文及出處，作者馬永嬴系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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